1 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农药施用总量逐年递增而耕地面积逐年递减的双重力量推动下，单位面积土地的农药施用量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这一情况除了与应对农药外部性产生的病虫害抗药性相关外，农户施药过程中不规范的施用行为更难辞其咎。实际上，对于农药的不规范施用问题，各国政府都分别采取了措施加以控制。1996年，丹麦引入了农药税，施用农药的税率高达54%。2006年，日本推出了《食品中残留农药化学品肯定列表制度》，大幅增加残留农药的限量指标，这些举措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时，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我国政府也采取了系列性的治理措施。2002年，农业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进“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推行了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制度；200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2010年农业部成立了国家农药残留标准审评委员会。随着《农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及其系列配套规章陆续完善，覆盖的农药种类越来越全面，残留限量标准和残留检测方法标准也更趋严格。2015年国务院通过了《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并制定到2020年农药零增长的目标。这些措施对控制农药残留和推动农产品安全均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农户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不按剂量、不按周期、不按说明等一系列不规范的农药施用行为导致的农产品安全风险事件依然层出不穷，例如，2015年3月山东青岛西瓜农药“涕灭威超标事件”，2014年4月沈阳“毒豆芽事件”，2013年5月湖南“大米镉超标事件”及2013年5月山东潍坊农户施用剧毒农药“神农丹”种植生姜事件等，这一系列的农产品安全风险事件一次次将农产品安全生产推向社会舆论的焦点。为厘清农户农药施用的行为逻辑，有效规避农产品安全风险，消除民众对农产品安全的心理恐慌，本文以实证调查的形式对农户农药施用行为展开深入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2 文献回顾与评述

（1）农户农药施用的理论参照与行为选择。农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投资决策等方面，出于经济理性的考量，通常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但是因为经营规模较小、市场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存在，农户在决策时往往会由理性开始却结束于非理性。王华书（2004）研究发现，市场体系发育的不完全阻碍了农产品质量信号的传递，造成农产品优质不优价，从而增加了农户在生产中过量施用农药的机会主义行为。郑龙章（2009）指出缺乏足够的内部激励和外部约束是造成农户种“两垄菜”、养“两圈猪”、生产“两种茶”的主要原因。另外，农户对农药认知能力的欠缺，导致其在施药时往往担心效果不到位，更期望一次施药解决多种问题，于是在生产过程中就出现了不根据病虫害发生的实际情况而滥用农药的现象。来自农药施用农户群体的调查报告指出：虽然农户也会关注农药毒性的高低，但农药价格依然是农民购买农药关心的重要因素。农户施用农药后主要根据作物成熟程度的主观判断决定收获时间，只有20%的农户会严格遵照农药标签上的安全间隔期确定农产品收获时间。传播学的理性行为理论认为影响农民接受新技术的行为有两点，一是对这个行为的认知反映，二是在这一行为中可能受到的影响。林毅夫（1998）认为农民是否采用安全生产技术受到学习新技术的成本及采用新技术的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程度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岳跃（2006）指出目前中国农户具有明显的二重性：一是作为理性的“经济人”，经济动因决定着中国农户经济行为的短视性；二是作为“有道德的理性人”，受到伦理道德观念的约束。林海（2003）认为影响农户经济决策机制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利益、风险、资金和技术是影响农民经济行为的直接因素，而信息、竞争、政策和环境是影响农民经济行为的间接因素，即农民经济行为的决策机制是在利益-风险斗争的动态过程中实现的。

（2）农户农药施用的动力分析及影响因素。农户对农药污染的认识越深入，其积极的生态行为响应程度越强。清楚地意识到农药产品的高毒性的农户倾向于合理用药。孙菁等（2012）研究发现农户教育程度越高，越能意识到农药暴露风险，选择立即停止喷药的趋势越明显。技术信息知识越丰富，越有利于减少农药的施用量；风险规避程度越高，越会引起施药风险行为及偏差，导致施用量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