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正经历自改革开放以来最持久深入的增长放缓。在21世纪初的10年中，经济年均增长率大约为10%，到2014年下跌至略高于7%。我们曾于2006年和2013年两次在“‘中国经济前沿’丛书”中探讨过，适当经济放缓对中国当局来说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值得庆幸的。当时估计经济放缓其实是利好消息，因为它源自结构性因素，对实现可持续性增长很有必要。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目前正在关注的这次放缓，是否正如先前预期的那样能够为中国经济走上世界生产力的前沿奠定基础？还是由其他什么因素所导致？

所谓的“其他因素”可能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周期性经济下滑，在全球金融危机后为了保持增长而投入的大量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的影响正逐步消减，因此经济步入下调休整期。停止刺激政策后所暴露的金融体系的自身弱点，发达经济体的长期问题导致其对中国出口需求的减少，这些情况都可能使周期性经济下滑更加严重。其二是不太好的结构性调整，它不是源自新经济增长模式下的生产力结构变化，而是因为旧增长模式中的结构性问题未能得到及时纠正，不断累积而成的，这些结构性问题随着中国生产力不断发展逼近世界前沿而变得愈来愈具有危害性。

2015年的“‘中国经济前沿’丛书”主要关注点在于新经济模式下的结构性转变之细节。许多章节详细研究了为保持增长而在经济领域需要进行的转变。作者大多记录了一些初始进展并发现有理由保持乐观，但几无证据表明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并能够让其在接下来10年成为一个高收入的现代化经济体。

不过，在两个领域内的确存在生产力结构调整。第一个源自劳动力市场上非熟练工人从过剩到缺乏的转变；第二个来自政策驱动下增长与环境压力关系的长期持续性转变。

中国近两次经济放缓都发生在应对外部危机时，分别是1998～1999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现在，与当时一样，有意见认为实体经济放缓的程度要比官方统计显示的更为严重。前两次危机时都有人通过某些局部经济指标，如电力消费或物流量，来说明实际经济放缓程度比官方总体统计数据所说明的更大。李克强总理在省委工作时就曾指出，一些具体经济指标比汇总统计更可靠。于是最近一个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就是电力消费（2015年4月相对2014年4月同比下降1.1%）和铁路物流量（2015年第一季度相对2014年第一季度同比下降9%）的大幅下降。黄（2015）曾认为，截至2015年初，一年的实际产出增长率大约为5%，而非官方统计的7%。

对前两次经济增长放缓的分析说明，有必要在增长放缓时对官方汇总统计指标进行缩减。主要考虑的因素是，在需求不足且经济有通缩倾向的条件下，计量物价缩减指数有一定难度。最近的数据中可能有过度估计。不过，结构性调整（尤其是在与能源使用高度相关的板块）已经充分显现，这让我们能够预见局部经济指标和实际增长的传统关系将产生根本性变化。经济的能源密集度（电力消费为相关表现）下滑5.6%，是2014年下滑的小幅延伸。而后者亦不过略高于对“十二五”规划所预期的年均4%的下滑度。这种情况下，电力消费的小幅下滑不太可能长期持续，那么7%的总产出增长率就并非完全不可能。同理，煤炭占中国铁路物流量的很大份额，而在新环境目标下煤炭不再作为主要能源了，大规模能源调整导致2015年第一季度的煤炭使用量与上年同比大幅下降，因此铁路物流量也大幅下降了。

此次经济放缓可能比官方统计结果表现的要略严重，而且绝对更为实质和深入。更重要的是，新增长模式到目前为止所带来的结构调整说明：未来还有比现在更为强烈的逆风冲击。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低速增长也要维持一段时间，以为中国转向高收入经济奠定基础。

第二章、第三章和第九章探讨人口和劳动力市场变化是如何部分地导致经济放缓，而周期性及不良结构性因素又是如何进一步推波助澜的。这些不良结构性因素主要涉及为应对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而在采取相关财政、货币政策期间出现的不平衡问题。

2006年的“‘中国经济前沿’丛书”曾强调人口与劳动力市场变化所产生的后果，并将其总结为“经济增长的转折阶段”。非熟练工人的工资从21世纪的头五六年开始保持稳定，可见农村地区劳动力已经不再充足且易得，很快工资增长速度将会超过产出增长。其他变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