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6年06月 |
一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被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要求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形成经济富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公平、生态良好的发展格局。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而强调,要实现“十三五”时期的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生态文化的培育与发展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应有之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推进,需要全社会生态文化的大力弘扬与健康发展。2015年4月和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指出,要提高全民生态文明意识,积极培育生态文化、生态道德,使生态文明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要传承弘扬中国生态文化,挖掘培育生态文化,繁荣生态文化事业,提升公众生态自觉。
2015年,为更好地激发中华民族传统的创业精神和创新基因,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打造发展新引擎,增强发展新动力,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和提升公平正义,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强调“让人们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更好地实现精神追求和自身价值”。同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
生态文化与创业创新既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又在一定程度上耦合发展、协同共进。
二 生态问题的文化根源
人类社会的发展一直伴随着与生态环境的互动。“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1],毛泽东同志以脍炙人口的词句告诉我们,人类从原始社会开始就在不断地改造自然。近代以来,人类更是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大大增强了改造自然和影响自然的能力,进而带来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和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生态危机事件频繁发生,生态环境问题的特征由初始的潜在性、暂时性、区域性逐渐演化为凸显性、长期性、全球性。
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人类中心主义[2]逐渐成为主导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圭臬,同时也成为造成环境生态问题的文化根源。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一切从人类利益出发,片面强调人对自然的主观能动作用,不承认自然生态系统内在的平等价值,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是单方向的“改造”或“征服”。
人类中心主义从根本上建立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人类居于绝对的主体地位。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人类抛弃了生态伦理道德,通过不断地加强对自然的奴役,对生态资源无节制地开发利用或掠夺式地攫取滥用,以追求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满足日益膨胀的物质欲望。在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导下,人类社会进入一种完全而单纯的物质文明模式,也迎来了经济的全球化。其负面效应之一是世界各民族传统文化遭受严重冲击,伦理道德、价值理念和审美意识等被经济增长所排挤或取代,具有多样性特征的人类文化不断消亡,衡量社会文明进程和个人行为标准的唯一参照系只能是经济增长与物质进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遭遇经济衰退时,我们可能为了经济目标而盲目地扩大消费,舍弃淡泊简朴、勤俭节约等传统美德。更为严重的是,单一的物质文明模式将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指标,将自然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占有作为其内在机制与动力,进而导致生态危机、环境危机或能源危机,甚至带来严重的发展不平衡和贫困问题,最终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根源。
赫克尔[3]于1886年首次提出了“生态学”(ecology)的完整定义,“ecology”一词来源于希腊文“oikos”,意为“家”或“住处”,体现了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内涵。随着生态问题日益成为影响人类文明的关键瓶颈,生态学作为一门重要学科不断丰富发展,并与其他众多学科交叉融合,延伸出生态哲学、生态文化、生态经济学等庞大的学科体系。
生态学家认为,人类活动一般会产生资源环境问题,严重的将导致危及生态系统内部自我平衡的生态危机。佩切伊[4]指出,人类主导的技术圈造成了对生物圈的入侵和榨取,从而破坏了未来生活的生态基础。由此可见,生态问题与人类主观的思想或行为高度相关,可以通过人类的自身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