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选题背景与数据来源

社会心理作为人们自身所特有的一种内在心理状态，是对社会客观事实的一种折射，往往表现为社会认知、评价、预期等内容。它既是衡量经济社会发展好坏的重要指标，也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新要求、新思路。这种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变和创新，既是适应新形势下我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式发生深刻变动、社会管理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需要，也是社会管理理念的重大转变和理论创新。在这一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的职能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其基本任务在于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作为城市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城农民工及随迁子女在城市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对城镇化进程产生积极而重要的影响作用。

无论是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还是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农民工及随迁子女都是重要的行动主体之一，并以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因此，科学、全面、及时地了解当前贵州省农民工“随迁子女”对教育、学习、生活的社会心理及预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不仅有利于及时了解和反映广大农民工及随迁子女的基本诉求，发现该群体的各种生活学习困境与问题，对提升城市社区治理能力与工作水平、加强流动人口的服务与管理等提供方向，也为有关流动人口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民意依据和决策参考。

基于上述认识和理由，为了科学把握当前贵州农民工“随迁子女”的社会心理，在2015年4～10月，笔者在贵州省范围内开展了“贵州农民工随行子女状况”大型问卷抽样调查，同时也进行了部分典型研究和个案访谈，获得了大量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和数据，并形成这一专题报告。

在此次问卷调查中，其内容涉及被调查者的个人及家庭情况、政策关注及社会认知、态度评价与心理预期等五大部分，共包括63道问题。具体来看，根据项目的设计及研究条件，笔者将贵州省作为此次抽样调查的目标区域，调查范围涉及贵州省五个市（州）所辖的十多个市（区、县）；调查样本涵盖不同性别、不同民族、不同年龄、不同学校、不同年级、不同班级的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实施具体问卷调查的过程中，正式发放调查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346份，有效回收率86.5%，符合大型社会调查的要求与标准。在有效问卷中，小学生占50.6%，初中生占49.4%；从地区分布看，贵阳市占29.19%，遵义市占17.92%，黔东南州占16.76%，铜仁市占17.34%，毕节市占18.79%。若无特殊说明，本研究中的数据资料均来自此次抽样调查数据。

在本研究中，农民工“随迁子女”是指具有农村户籍，年龄在10～17周岁，并在贵州省内城市中学习生活的农民工子女，主要包括小学生和初中生。作为欠开发、欠发达的西部省区，贵州既是一个劳务输出大省，同时在本省范围内也就近就地吸纳了大量的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为此，将贵州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作为典型研究，无疑有益于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中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的探讨与解决，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与应用价值。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本次调查样本未覆盖省外有关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群体，因此，本研究的分析与讨论，仍主要反映和体现的是样本群体的基本状况，虽具有较好的样本代表性，但不具有整体推论的价值。

二 城市农民工随迁子女的社会认知

作为社会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认知通常是指个人对他人他事他物的心理状态、行为动机、意向等做出推测与判断的过程，也是个体行为的基础。就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而言，在农村和城市“二元文化”的双重影响下，其对与自身密切相关的教育政策、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关注度、认知度又如何呢？

（一）趋于模糊的政策关注

任何政策的出台与实施，必然引起相关社会群体的关注。那么，当前贵州省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对教育政策的关注情况如何？调查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在被调查农民工子女中，有31.7%的人对“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的变化表示“关注”，其比例尚未达到1/3；而有12.8%的人表示“不关注”；另有超过半数（55.5%）的人表示“不清楚”（见表1）。这表明，从整体上看，当前贵州省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