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苏联解体和原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各国的精英阶层开始创建自己本民族国家的神话，对历史教科书进行重构，以摆脱苏联时期的历史观，将本民族国家的历史从苏联时期共同的历史—文化空间中分离出来，为本民族的独立发展和树立自身的合法性而努力构建一套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历史叙事，将本国的历史“民族化”（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这一过程的实施本身也就意味着政治主权和文化的独立。

基于上述逻辑，大部分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政治—文化精英在本民族的历史叙事中，都主张否定沙俄和苏联的历史，强调沙俄和苏联政权对本民族的压迫。因此，后苏联时期独联体地区各国的历史政策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学者书写本民族历史的专业问题，而是与现实政治紧密相关的。特别是在与本民族国家在苏联时期的历史及其悲剧性事件问题上常常与俄罗斯产生巨大的争议，彼此又因为国际政治、经济利益、意识形态的冲突而在这些问题上纠缠不清。^[1]这其中尤以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历史之战为甚。事实上，对乌克兰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而言，历史政策的核心就是“去俄罗斯化”，将乌克兰历史从俄国—苏联史中脱离出来，通过民族主义的历史叙事，重新建构乌克兰国家的历史记忆，并且在日常的公共生活中强化和标识，以塑造国民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

历史政策（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是指执政的政治—文化精英通过权力干预历史进而影响它的论述和书写，是有意为之的，目标明确的意识形态工程。^[2]对于1991年独立之后的乌克兰的执政精英而言，通过历史政策干预历史论述可以帮助他们同内部反对派斗争、在民族建设问题上达到某种目的，甚至可以帮助他们在国际关系中占据某种道德优势。

一 1991～2004年的历史政策

1991年乌克兰独立之后，在由原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转轨的过程中，乌面临着三方面的困难：一是在政治上，从本国的现实出发，建立民主政治体系，完善现代国家治理；二是在经济上，以私有化为基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并努力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三是在意识形态方面，需要通过一切物质和非物质的资源，重新建构民族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

上述三者之中，民族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对当时乌克兰的政治—文化精英而言显得尤为任重而道远。因此，在1991年乌克兰独立之后，基辅政府为了团结全社会以及在大众的思想中确立新的国家象征和标识，开始从乌克兰的历史和文化中挖掘资源。1992年，乌克兰政府采用了1917～1920年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蓝黄两色旗为国旗，国徽则是弗拉基米尔大公时期基辅国家的标志——三叉戟，象征乌克兰民族悠久的历史及其发展的连续性，也是乌克兰国家观念复兴和为民族独立而战的标志。^[3]此后，国旗和国徽被1996年的乌克兰宪法所确认。

语言、标识、历史是身份认同建构的三要素。对乌克兰社会而言，前两者有比较统一的意见，而在历史问题上，特别是“乌克兰民族是否有自己独立的历史”这一问题上，独立之初的乌克兰社会舆论却有着巨大的分歧。1993年，时任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就直言：“乌克兰是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他的这一论点遭到了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知识分子的猛烈批评。^[4]乌克兰历史学家Р.西蒙年科（Симоненко）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意见，认为乌克兰国家“有权利恢复自己的历史，恢复乌克兰民族在自己领土上的历史意识。当人们谈论乌克兰历史的进程时，它的主要对象就是乌克兰人民——从它的起源到现代的主权国家”^[5]。1993年，乌克兰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出版了15卷本的《乌克兰人民史》。

1994年库奇马执政之后，他吸取了前任克拉夫丘克的教训，任命职业历史学家在政府中担任要职，负责历史政策的制定，同时他本人还将历史政策作为对外政策的工具。他任命历史学博士德米特里·塔巴奇尼科（Дмитрий Табачник）为乌克兰总统办公厅主任；任命历史学博士伊万·库拉斯（Иван Курас）为内阁副总理，专门负责乌克兰政治和民族研究所历史学博士瓦列里·斯摩里（Валерий Смолий）为乌克兰历史研究所所长。这两个研究机构在1990年代不仅是历史学科发展和研究的中心阵地，而且也通过制定和实施国家公共政策，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