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加强和推进社会管理的创新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社会管理创新需要依据社会发展规律及相关理念规范，对传统管理模式及相应的管理方式和方法进行改进、改造和改革，建构起新的社会管理机制和制度，对社会实行有效的动态管理。管理学大师彼特·德鲁克指出：“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唯一权威就是成就。”^[1]因此，对于社会管理而言，实效是管理的真知。社会管理的创新本身就应该是适应变化、保持有效管理的一种成就，必须不断地追求卓越。本报告从上海近年来在社会管理创新和构建和谐社会方面所面临的新社会态势出发，了解社会内在的需求和动力，剖析上海如何致力于建立和完善社会治理新格局，实施有效的动态社会治理，不断地追求卓越。

《上海社会发展报告（2012）》确定的主题，就是要总结我国特别是上海在创新社会管理方面的实践探索和取得的经验成效，分析创新社会管理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提出改进的思路与政策的建议，并在创新管理的理论高度进行归纳，为促进上海和我国其他地区的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提供决策参考。

二 纪念辛亥革命百年，多元社会里再造“公共性”

对于“社会管理”的理解各国自有不同的特点，几乎没有统一的西文词语可以和这个中文词语直接对应。^[2]广义而言，“社会管理”就是对“公共生活”的“管控”和“治理”。社会管理历来也被认为是政府公共行政管理中的核心内容。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数千年文字记载的国家治理社会的历史。吉登斯曾注意到，在中国历史上，官员一般都认为普天之下只有一个社会，^[3]他们把国家行政管辖的范围列为“社会”。社会科学家的分析也指出，中国的社会结构具有家庭、国家、天下（社会）的“家国同构”现象。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管理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同的管理层面都偏向于采用节制个人、依赖强权、家长式的集权方法来对社会实行统治。各级官员一向也都以“父母官”而自居或自勉，也具有“务实”与“变通”的权力运作伦理逻辑。这种具有人文特色的管理伦理即使有现代西方个人主义文明的进入，也很难改变我们对社会管理从体制到机制乃至模式上的影响力。^[4]

胡锦涛强调，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从根本上看，人是具有学习能力的社会性动物而不是简单的“经济动物”。有人类社会就有对社会进行条理化管理的需要。2001年底，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说明我国在社会主义原则引导下初步建立起了合理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改革开放成果得到世界认同，并正式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国的“入世”意味着世界劳动力（就业）市场一下子扩大了近四分之一，全球经济体系中也同时增加了五分之一的消费者。正是这十年来，中国社会管理的有效性也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

“入世”十年中，我国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不断得到完善。事实证明，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符合现代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它激发了经济和社会的活力，其基础性作用的正面效果明显。但是世界市场制度发展的经验也表明，市场在推动经济增长，财富不断涌现的同时也重新塑造出新的社会结构。经济制度的市场化转变使我国社会分化程度加大，社会越来越显示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这是现代化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不断向我们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和创新社会管理新要求的基本背景。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多元与分化的程度就越高。

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逐步形成的社会主义社会管理制度主要是仿照苏联斯大林时期的集中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建立发展起来的。这是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中国管理文化的传承。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把经济活动和社会管理混为一体，“全国一盘棋”，社会管理被溶解在经济管理之中。政府不但直接掌控和运行经济活动，而且把社会当成“下级”，用经济政策取代社会政策，通过“红头文件”的指令，依靠“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和城镇企事业单位体系来提供服务和管理社会。整个社会管理的方式明显带有战时社会主义性质和半军事化管理的特点。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的管理制度设计逐步摆脱武装夺取政权的“战时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