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海洋经济发展不仅需要解决经济结构中产生的产业问题，还要解决社会结构中产生的生活问题。我国沿海渔村发生了显著的社会变迁，“渔村终结”这一问题十分突出，以调查地为例，既有的20多个渔村的上万名渔民，已告别渔民身份，成为新型社区（以下称为失海社区）的市民。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渔民的失海过程不仅是一个自然环境过程，还是一种社会-经济-文化过程。大多数失海渔民不得不为生活世界的变迁而重新设定自己的生活逻辑，然而，受政策空间的有限性、自身力量的薄弱、社会关系纽带断裂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他们很难适应新的生活样式，而这些问题则需要通过经济资源补偿和福利政策来加以解决。因此，失海社区福利服务体系构建是失海社区建设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是破解失海问题的重要环节，而研究失海社区福利服务问题是一个现实意义大于理论意义的命题，本质是为了帮助失海渔民在社会化断裂之后重新社会化，保证失海渔民正常分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长期以来，随着港口建设以及工业化、城市化步伐的不断加快，沿海地区驶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这种影响已波及沿海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并正在积极向农村社区扩展。失海问题的解决之道，尚处于探索期。失海渔民群体并不意味着是弱势群体，渔民转换身份后，也势必会对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有着新的、更高的要求，失海社区福利服务供给状况也必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新形势。研究失海社区福利服务问题，从理论上来讲，符合经济结构社会嵌入性理论中所指出的由释放市场力量向保护社会转变的发展趋势，也符合社会福利多元主义理论中关于多元供给的主张；从现实意义上来讲，没有失海渔民福利文化价值基本诉求的研究，城乡居民的诸多福利诉求也无法得到有针对性的满足。因此，本研究在国内外现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以典型失海社区调查为样本，以期明确失海社区福利服务建设的宏观路径和保障措施。

一 失海社区福利服务现状分析

（一）资源配置过程是自上而下的行政主体行为

当前，解决失海渔民问题的基本模式是以产业结构转型为驱动，以“撤村建居”为生产生活平台，以经济补偿为基础，辅以就业安置新机制等一系列社会保障政策的生存型支持方式。在后发型海洋发展新阶段，如果没有政府的积极推动，就不可能出现整个沿海地区甚至全国性的发展。建设失海社区的原因在于开发区的建设和快速发展导致的对土地特别是对海域的大量需求，原来的渔村社区转变为城市社区，而政府对于渔民一般采取集中安置的方式。与西方国家以政府为主导的自发性和自下而上的运行机制不同，失海社区的发展是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主体行为，这不仅体现在政府在失海社区的建设规划及失海渔民安置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更体现在以行政命令方式开办的自上而下的服务项目数量处于绝对优势，举办的服务项目与政府的资金投入、政府的重视程度存在绝对关联上。

这种自上而下的资源配置，呈现浓重的行政色彩。尽管可以体现我国“举国动员”的政治特色，在时间层面上，保证旧村改造及渔民身份转换的速度，但极易疏忽失海渔民及家庭福利供给压力问题，实际上产生一种对失海渔民的排挤效应，这既不符合社区福利服务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利于社区福利服务供给效率的提高。社区福利服务良性发展的重要指标是社区主体性发挥作用的程度，村居委会应是提供社区福利服务的关键主体，但依据现有管理重心，村居委会已成为政府深入社区的一条腿，工作重心向行政工作倾斜，服务主体意识较为淡薄，“上头热、下面冷”的现象较为突出，其工作动力是建立在政府重视程度上而不是渔民本身，这势必导致村居委会无暇顾及渔民的合理诉求。

（二）资源配置定位是重普适性服务

失海社区的福利服务主要依靠政府的资源注入，通过管理维稳事务、补偿项目服务供给、产业结构转型、人员遴选及政策支持等，为失海渔民搭建普适性公共服务平台。而社区自身未能完成身份转换，依旧延续过去的工作方式，根据职能部门的具体要求，有针对性地向特定人群提供有限服务，为提供精细化服务而忽视社区多元需求发展。失海社区设立的初衷是缓解渔民身份转换压力，承接政府、渔村的工作。但是，这种重管理、重补偿服务的项目供给，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