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期间是上海加快推进“四个率先”、加速建设“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关键时期。上海作为特大城市以其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获得了长时段的强劲发展，已处于人均GDP达1.2万美元的发展阶段，被认为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中期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位列全球化、信息化、城市化的前沿。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上海在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与世界发达水平逐步接轨，不断发育出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上海代表我国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和市场竞争的战略地位也日益重要。与此同时，由于上海的国际化、现代化、市场化发展水平领先全国，上海面临的社会管理任务也就更加繁重和艰巨，一些与此相关的社会管理问题率先在上海暴露出来。加强社会管理的法治支撑，是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建立和完善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上海特点的社会管理体系的重要环节。这不仅可以助推上海“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核心战略实施，而且对全国其他地区的社会管理工作也具有借鉴意义。

一 上海态势：转型发展面临管理瓶颈

上海发展中面临一些瓶颈制约和突出问题：资源、能源环境约束趋紧、土地、劳动力等商务成本不断攀升、高端人才相对匮乏、企业创新后劲不足……改革攻坚任务更加艰巨。这标志着上海以经济为主导的传统发展模式面临困境，进入转型的关键阶段。这基于两个因素：一方面，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有全国共性的特征，面临着全国其他地方也同样面对的问题和体制、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约束条件，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产业结构、消费结构、投资结构也将面临重大调整。上海已确定将在“十二五”期间推动发展理念向以人为本转变，推动发展动力向创新驱动转型，推动产业结构向服务经济转变，推动生产生活向绿色低碳转变，推动发展布局向城乡一体转变，推动开放格局向内外并重转变，努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率先转变。这意味着上海发展的战略布局从经济发展到社会建设的转变，从调整经济结构到调整社会结构的转变。这是比发展经济更为艰巨的任务。另一方面，由于上海的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程度领先全国，经济体系高度外向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全球经济竞争和分工，上海也会“率先”遇到全国其他城市尚未遇到的“个性化”问题。“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从总体上看，是经济和社会从原先的相互耦合状态以不同节奏转向各自的发展路径。现实中，当市场的要素被不断释放的时候，与之相应的社会机会结构还没有形成；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越来越显著，而与此相匹配的社会生活秩序和社会整合方式还没有形成。”^[1]具体而言，上海面临若干社会管理瓶颈亟待破解。

一是社会结构滞后影响社会的协调发展。上海同全国一样，是以经济发展为引擎，通过做大做强经济总量来引领社会进步的。经济实力的强大，使上海有能力率先突破制约社会发展的一些难题和瓶颈，率先形成成熟的经验和做法为其他地区的发展提供借鉴。比如，上海恃其雄厚经济实力，大力推进社会保险和城乡一体化发展，“三农”问题基本解决。但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的问题逐步显示出来。这是因为，在经济强劲发展的情势下，政府通过运用经济手段和行政力量，可以大体维持社会的平稳运行，一些问题可能暂时得以缓解。但当社会结构滞后到一定程度时，即使经济运行机制再完善，仅靠经济发展本身也无法实现有效的社会整合和秩序保障，导致社会运行的不畅。做大经济总量、具有强劲的经济实力和国内国际竞争力，都不能取代一套完善的改革成果分享机制。与全国其他地方不同，上海的民生问题主要不是温饱问题，而是利益分享问题和平衡问题。随着上海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政治环境的宽松，各种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会不断涌现出来。这又表现为两方面，首先是包括动拆迁、征地、市政建设、劳资关系等引发的现实问题，调整的难度增大、成本增加；其次是包括经租房、支内职工、复退军人等群体的历史问题，会在不同的节点和时段反复出现，但囿于国家政策，上海方面难以单独有大的突破，“维稳”难度更大，代价更高。

二是社会失范蔓延阻滞社会的秩序生成。社会失范是在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在社会转型时期，旧的社会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