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提出

农民工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涌现出的新型产业工人群体（谢建社，2012）。伴随着改革与开放的时代巨变，广大农村劳动力正通过从农民到农民工，再由农民工到产业工人，最终实现市民身份转变的“中国路径”（刘传江，2006）步履蹒跚地继续着市民化的历史进程。然而，由于“身份—权利—待遇”（杨敏，2013）体系的差异、城市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缺失以及城乡统筹制度与社会公共服务体系滞后等因素导致农民工面临融入与脱嵌的两难处境。一时间，农民工群体犯罪越轨问题已经成为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外来人口犯罪占比已经由1979年的3.5%上升到2002年的85%（吴鹏森、章友德主编，2013）。笔者在G省多所监狱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以G省P^[1]监狱为例，该监狱2011年在押服刑人员2723人，其中农民工人数1714人，占总服刑人员的63%。该群体高比例的犯罪率已经引起了政界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近年来空间、时间与犯罪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也就成为近些年来犯罪预防与犯罪控制领域的一个新的热点课题（Lersch，2007）。国内的学者也从不同角度探讨时间、空间对犯罪者行为、犯罪过程、结果的影响进行了研究^[2]。然而，将时间、空间要素引入农民工犯罪研究的文献并不多见。事实上，农民工作为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特殊产物。无论是从时间还是空间的角度看，农民工群体都是我国目前时空跨度最大的一个群体。所以，针对农民工犯罪问题的时空研究显得尤为必要。

本文基于笔者于2013年，在G省多所监狱调查所获得的实证材料，通过多重对应统计分析对服刑农民工犯罪时间、空间情境进行探讨。本文不仅重视对监狱在押服刑农民工（后文简称服刑农民工）群体的研究，也注重与一般务工农民工（后文简称务工农民工）之间的比较。通过对比寻找到这两个群体在“时空”环境中的差异。最后，通过绘制农民工犯罪的时空分布图探讨在城市化进程中，如何针对犯罪“热点”时刻、“密集”地区进行有效的犯罪预防和控制。

二 抽样方法及测量指标

（一）研究目的及方法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探索我国目前农民工犯罪的时空矩阵，以期探求我国农民工犯罪在空间、时间、犯罪行为类型上的聚集性特征，以及农民工犯罪的时空聚集性与其人口社会学元素的关联，从而提出相应的农民工犯罪防控对策。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通过构建服刑农民工犯罪的时空矩阵，探析服刑农民工与务工农民工之间的社会人口学差异，剖析服刑农民工在犯罪时间、空间、犯罪行为类型上的聚集性特征，以及农民工犯罪的时空聚集性与其人口社会学元素的关联性，从而提出相应的农民工犯罪防控对策。为此本研究采用横截面定量研究方法，在G省三所监狱内抽取适当的调查对象，通过结构化的调查问卷收集服刑农民工的相关资料，并对收集到的数据资料进行相应频数、相关、聚类、多重对应等统计分析。

（二）抽样方法及数据介绍

1.服刑农民工样本及抽样方法

2013年笔者因为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和城镇流动人口的服务和管理研究’（12AZD026）”中的部分研究任务，前往G省的三所监狱开展针对服刑农民工的第二次监狱调查。

在针对服刑农民工样本进行抽象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对G省监狱进行抽取。调查发现，G省内共有10所监狱，其中6所省属监狱，4所市属监狱；按照关押罪犯性别分类，在10所监狱之中，9所男子监狱，1所女子监狱。考虑到性别的影响和样本的全面性，省内唯一的1所女子监狱（W）首先被抽取；同时，省属（P）、市属（C）的男子监狱，各被随机抽取1所。在第一阶段共有3所监狱被选出。

其次，对被抽取监狱中的服刑农民工进行分层抽样。该部分的抽样过程于2013年7月至8月之间，在G省的C、P、W监狱完成。三所监狱的抽样过程大致相当，在此以G省C监狱抽样过程为例，进行简单介绍。C监狱截止到2013年1月1日，在押服刑人员3109人。在押服刑人员中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95岁。其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服刑人员占总服刑人员的比为63%。根据户籍判断在押服刑人员中81.37%（2530）属于本文所指的农民工。此外，C监狱的在押服刑人员来自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其中以来自广东、广西的人员居多。由于研究资源所限，本研究计划在C监狱中抽取300名服刑农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