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出，农业部门从业者老龄化的现象非常普遍，难以胜任技术要求高、劳动强度大的农作物病虫害科学防治工作^［1］。劳动者的病虫害防治技术显著影响农户的农药施用量^［2］。一家一户分散防治的方式，大部分农户无法掌握专业的植保知识，习惯依赖于已有的经验或农资商店的推荐，缺乏科学防治的依据^［3］，难以及时、有效、合理地使用农药，导致农药使用过量，造成农业面源污染，还容易造成农药残留超标所引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主要形式之一。所谓统防统治，是指把一定地域内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环节统一交给专业化服务组织，服务组织根据病虫害疫情预警，统一防治时间、统一防治药剂、统一组织实施。统防统治使植保部门能够对数量有限的专业化服务组织提供技术支持和常态化的人员技术培训，使专业化防治人员的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可以实现安全、科学、合理用药，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本文利用全国七省水稻病虫害专业化防治调查数据，通过计量模型研究统防统治是否能够降低农药施用强度，从而带来环境保护效应。在研究方法上应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剔除农户的自选择行为对估计结果的影响，以避免评价误差。

一 文献综述

有关农户的自选择行为对农户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或技术采纳的影响的实证文献有两种情况：一是忽略农户的自选择行为，认为其是外生的；二是将农户的自选择行为作为内生变量来处理。大部分研究属于第一种情况，即没有解决农户自选择产生的内生性问题。Jessica等利用方差分析对美国的苹果种植户进行研究发现，由于规模种植户更多地参与政府的培训项目，因而更倾向于支持政府的禁用剧毒农药计划^［4］。Yila等采用逐步线性回归模型发现，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对农户的土壤保护性耕作有显著负向影响^［5］。Rahman利用Tobit模型研究农户施药的影响因素，发现农户是否签订订单会显著改变农户的施药行为^［6］。Tamini指出社会群体的网络关系对农户是否使用清洁技术有显著影响，但无法确定这种影响是通过群体的信息渠道还是通过影响农户行为的主观规范来产生作用^［7］。还有作者如Hamilton等采用案例分析方法论述了北美山区农户加入合作组织显著减少了农药的施用量^［8］。国内也有一些学者探讨有关农户选择变量对农户环境友好型技术采纳的影响，如张云华等以山西、陕西和山东15个县（市）353个苹果种植户为调查对象，探讨了其与涉农农户签订合同和加入农民专业技术协会对其使用无公害和绿色农药行为的影响，发现果户与涉农农户和农业专业技术协会的联系是影响其采用无公害和绿色农药乃至其他绿色农业技术的主要因素^［9］。褚彩虹、冯淑怡等利用联立双变量 Probit 模型研究了农户是不是合作社成员和农业技术培训经历对农户采用有机肥的影响，认为农户参加合作社对农户采用有机肥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农民的农业技术培训对农户是否采用有机肥的影响不显著^［10］。

上述研究没有考虑有关农户选择变量的内生性，其潜在假设为农户参加某个项目或活动的行为是一个外生或随机选择的过程。但事实上，农户参与某个项目或活动的行为和农户的环境友好行为或技术采纳往往受到很多共同因素的作用，如农户对环境的认知、农户的资源禀赋及社会资本等^［11］。为纠正内生性产生的计量偏误，一些文献利用了工具变量或面板数据倍差等方法，得到的研究结论更加准确。Feder等利用1991～1999年印度尼西亚的310个农户调查面板数据，运用倍差法考察了农民培训学校对入学的农户及其周边农户采纳病虫害综合防治（IPM）的影响，发现农民培训学校对于其毕业农户及其周边农户采纳IPM的影响不显著。作者通过扩展的三阶段模型来降低样本选择偏误，发现选择出口的菜农的农药施用量明显低于专注国内市场的菜农的农药施用量^［12］。Ali 等采用配对方法（Matching Approach）估算了农民培训对巴基斯坦棉农采纳IPM的影响，发现参加农民培训学校的农民的平均IPM采纳效果明显好于没有参加培训的农民^［13］。

从以上文献梳理可知，从方法论的视角来看，大部分相关研究并未解决农户自选择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因而其结论的准确性因内生性的影响而备受质疑，同时笔者在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