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食品质量安全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话题，而猪肉与猪肉制品是发生安全事件最多的食品类别之一^［1］。虽然保障猪肉质量安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就生产经营的主体而言，涉及生猪养殖、屠宰、加工、运输以及销售等不同环节的多个主体与主体行为间的协同，然而由养殖户掌控的作为生产源头的养殖环节是影响猪肉质量安全的最基础、最关键的环节^［2～3］。目前影响猪肉质量安全最主要的行为是生猪养殖户不规范地使用兽药、滥用饲料添加剂、非法出售病死猪等^［4～5］，特别是目前养殖户为降低损失而导致病死猪肉流入市场的质量安全事件呈不断上升趋势。2013年3月初黄浦江死猪事件发生后，全国诸多地区陆续曝光了影响程度不同的病死猪肉流入市场的事件^[1]。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2015年央视新闻报道江西高安市病死猪肉流入7个省市。因此，病死猪处理问题成为全社会重点关注的猪肉质量安全问题之一^［6］。

虽然病死猪是生猪养殖过程中的必然产物，而且病死猪肉流入市场或乱扔乱抛等的成因非常复杂，但如果作为处理病死猪主体的生猪养殖户能够承担无害化处理的“第一”责任，就在源头上堵住了病死猪的买卖市场，也能避免或乱扔乱抛等影响环境的行为。实际上，为了确保生猪养殖户无害化处理病死猪，政府相关部门出台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如2007年修订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2014年商务部颁布实施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的意见》，以及2015年4月起正式实施的《农业保险承保理赔管理暂行办法》等，并由此逐步形成了规范养殖户病死猪处理行为的组合性政策。然而，由于现实生活中直接从事生猪养殖的农户具有理性有限、受教育程度低、年龄偏大等基本特征，因此其对政府相关政策法规的认知程度较低，不同程度上弱化了相关政策的实施效果^［7～8］。换而言之，生猪养殖户对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相关政策的认知程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前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政策的执行状况。与此同时，政府制定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政策是为了规范生猪养殖户的行为，故养殖户对不同政策影响其病死猪处理行为程度的评价是分析现有政策组合中何种政策最有效的依据之一。基于此，实地调查生猪养殖户对政府实施的规范病死猪处理行为的不同政策的认知与评价，研究不同类型政策与政策组合对生猪养殖户病死猪处理行为的影响效应，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

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方法

（一）文献回顾

目前国外学者对生猪养殖户（场）病处理死猪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动物福利以及病死猪处理技术等问题而展开。Te Velde等和Li的研究结果显示，生猪养殖户的动物福利意识影响生猪的死亡率，动物福利意识的淡薄可能导致生猪死亡率的提高，从而产生猪肉安全风险并导致对生态环境的污染^［9～10］。而Glanville的研究指出，虽然深埋的成本最低且操作简单，但是这种处理方式会导致环境污染尤其是会污染地下水源^［11］。由于好氧发酵技术属于生物技术，安全性高，符合无害化处理的理念^［12］，因此是最适合处理病死猪的技术，且已被广泛采用^［13］。

与国外的研究相比较，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围绕病死猪处理现状与生猪养殖户的病死猪处理行为及影响因素等^{［5，14～17］}。目前我国病死猪流入市场或随意丢弃的比例较高^［18］。张跃华和邬小撑对1131位生猪养殖户的研究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与养殖年限对养殖户病死猪出售行为具有正向影响^［4］。吴林海等的研究指出，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的成本压力，以及对经济收益的追求是养殖户不规范处理病死猪行为的主要原因^［8］。与此同时，家庭人口数、家庭养殖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等养殖户的家庭特征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其病死猪处理行为^［8］，而且生猪养殖户的年龄、道德责任感以及养殖规模对其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行为影响显著^［19］，生猪养殖规模越大，病死猪处理行为就越规范可能是一般特征^［20］。

总体而言，国内学者目前大多将影响养殖户病死猪处理行为的因素归结为养殖户的自身因素。但近年来学者们也逐步对政策环境因素与养殖户病死猪处理行为的相关性展开了研究。例如，乔娟和刘增金的研究认为，生猪养殖户随意丢弃和非法出售病死猪的重要原因在于无害化处理补贴与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