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从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到2011年的“双汇瘦肉精”事件，再到2014年的“福喜过期肉”事件，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事件表明^[1]：受追逐非法利润、市场恶性竞争、社会矛盾激化乃至恐怖主义兴起等因素的影响，食品生产经营中广泛存在生物、化学、物理等方面的恶意掺杂使假与蓄意污染破坏，因而日益成为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的严重威胁^[2]。特别的，这些非传统食品安全问题所具有的人为性、组织性、隐蔽性等特征，极大增加了食品防护与保障食品安全的困难，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探索更加有效的应对机制与解决方案。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是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而约束和规范其行为无疑是食品防护的中心内容。其中，除了声誉机制^［1～2］等市场化途径外，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直接监管是食品防护的重要方式。但是，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将严重阻碍监管部门作用的有效发挥。与被监管者相比，监管部门天然处于信息劣势地位。而食品行业规模的不断扩张与生产加工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将使这一劣势日益明显。因此，消除信息不对称是提高监管效率、完善食品防护、保障食品安全水平的难点和关键点^［3］。

食品防护可以视为单个委托人（监管部门）与多个代理人（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之间的互动^[3]，而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则是群体性败德的结果^［4］。要想解决信息不对称以及相应的群体性败德问题，可以采取正式和非正式两类方式：前者是指引入独立、专业的第三方来监督代理人的行为^［5～7］，包括建立行业协会、引入第三方检测机构等；而后者则是加强代理人之间的相互监督^［8～10］，如引入锦标赛制度、鼓励知情人举报等。“福喜过期肉”事件等食品安全问题的相关处理经验表明，监管部门可以将鼓励知情人或内部人举报作为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监管效率的重要途径。相比于监管部门，企业内部人员或其他知情人员更加了解企业的违法犯罪与不道德行为。他们的举报能够帮助监管部门及时发现或制止企业的不当行为，从而有效提高监管效率和防护水平。也就是说，在继续发挥第三方监管作用的同时，可以制定和完善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内部人举报制度，鼓励内部知情人通过举报这一方式来帮助监管部门更好地完成食品防护工作。

事实上，内部人举报制度早已存在于世界各国，并在保护公共利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1～12］}。但是，促进和推广这一制度仍然面临许多障碍，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举报需要举报者在公德与私德、公利与私利之间做出选择，推广举报制度也面临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与提高员工组织忠诚度的权衡^［13］；其二，尽管部分国家通过法律等方式对举报者进行保护^[4]，但现有制度似乎并没有在鼓励和保护举报方面发挥多大作用^［14］。举报者遭受报复的案例仍然普遍存在^［15］，解雇等多种形式的制裁^［16］，阻碍知情内部人成为维护公共利益的举报者。而要在现阶段的我国构建针对食品安全问题的举报制度，无疑会面临更多的困难与挑战：一方面，相比于西方文化，我国传统文化与社会观念会显著影响内部人的举报决策，而举报者也会面临更大潜在风险^［17］；另一方面，尽管内部举报明显优于外部举报^{［18～19］[5]}，但是我国食品行业的特殊性^[6]使内部人更多需要通过外部渠道进行举报。因此，要制定和完善我国食品安全内部人举报制度，必须对我国食品防护背景下内部人的举报决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考虑到我国食品防护的现状，有必要加强对内部人（即潜在举报者）的行为机理及其与监管部门（对应外部举报渠道）^[7]之间互动关系的认识与理解。特别是，监管部门的激励与保护将如何影响内部人的举报决策？内部人的举报行为又将如何影响监管部门的监管活动？为此，本文以不对称信息等经济学相关理论为基础，对食品防护情境中的监管部门与内部人进行博弈分析，考察内部人成为举报者的行为机理与所需要的激励机制。在基于纯策略博弈模型与混合策略博弈模型的理论分析之后，还用蒙特卡罗模拟进行了定量分析，以进一步加深对相关主体策略行为的理解。通过这些分析，本文希望能够为食品安全内部人举报制度的制定与完善提供理论支撑。

余下部分框架如下：第二部分简单介绍防护，并简单概述与内部人举报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