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生猪产业一直是我国的传统支柱产业，在畜牧业中占有主导地位，在发展农业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与满足城乡猪肉市场需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2004～2006年我国生猪饲养成本不断上升，而且重大疫病时有发生，对生猪养猪户带来了巨大冲击，生猪存栏量急剧下降，市场价格持续上涨。为稳定生猪市场供应，满足猪肉市场的消费需求，自2007年起，中央政府先后出台了能繁母猪、生猪良种与疾病防疫等财政补贴，以及农业保险与扶持规模养殖等一系列生猪养殖业的支持政策。虽然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工具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在具体实践中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特别是政策覆盖范围相对较窄，效率与公平失衡，而且发展条件的不同产生了不同地区政策执行标准的差异性，导致政策走样的现象时有发生，客观上政府扶持政策实施后并没有达到政策设计的预期效果^［1～2］。作为政府生猪养殖扶持政策最直接的受益者，养殖户对生猪扶持政策效果的评价就成为衡量政策实施效果的重要指标，并对政府改革扶持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此，本文以养殖户为研究对象，基于政策效果评价模型分析现阶段政府生猪养殖扶持政策的实施效果，并采用有序Probit模型研究影响养殖户评价扶持政策的主要因素，旨在为完善政府生猪扶持政策提供参考。

二 简要文献回顾

生猪扶持政策作为政府实施的重要惠农政策，其实施效果一直为学界所关注。现有的研究主要围绕养殖户的政策满意度与政策因素对生猪产出、养殖户行为的影响而展开^［3～4］。廖翼^［5］通过对湖南生猪养殖户的调查，研究了养殖户对生猪产业扶持政策的满意度与敏感度，认为现阶段养殖户的总体满意度较高。周晶、陈玉萍等^［6］基于自然实验和双重差分的研究方法，定量研究了生猪补贴政策对养殖规模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实施的“一揽子”补贴政策是2007年以来促进生猪养殖规模化加速发展的主要原因。然而，部分研究对政府扶持政策的实施效果存在明显的质疑。例如，张亚雄等^［7］、杨朝英^［8］认为生猪补贴政策对养殖户增加生猪供给并没有明显的刺激作用，养殖规模扩大的直接动力主要来自市场而非政府政策的激励。汤颖梅等^［9］对江苏苏北地区生猪调出大县养殖户的调查发现，虽然政府的母猪补贴、母猪保险政策刺激了生产，但政策的出台打破了猪肉价格波动的蛛网状况，增加了生产者对生猪市场的预测难度，加大了市场价格风险。虽然政府通过补贴的手段，可以鼓励养殖户选择更优的养殖废弃物处理方式^{［10～11］}，但李燕凌等^［12］通过比较分析政府实施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公共补贴政策实施前后的情况发现，公共补贴政策实施后养殖户的病死猪处理方式虽有明显改变，减少了出售病死猪行为，但不加处理弃尸的现象仍较为普遍。

为此，学者们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对政府扶持政策为什么在实际执行中出现偏差或低效等问题进行分析。例如，张金梅等^［13］从农户对政策需求的角度分析了政府扶持政策执行力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户期望需求与实际的政府扶持政策发生了错位。王良健等^［14］指出政府扶持政策绩效不高的原因主要在于政策本身存在设计缺陷、政策施行环境与执行主体存在问题等。政策施行环境的复杂性、政策目标群体的异质性、政策执行资源的非均衡性、政策执行机构的组织特性是政策存在诸多结构性矛盾与执行过程中发生偏离的主要根源^［15］。方首军等^［16］、苏号^［17］从保险公司运营成本、养殖户参保意愿、政府财政补贴资金落实情况、保险条款设计等角度解释了能繁母猪保险补贴政策难以持续的原因。乔娟等^［18］对北京市的调查发现，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和生猪保险补贴政策的覆盖范围有限、补贴发放效率低等是部分养殖户（场）丢弃和出售病死猪等隐患存在的重要原因。崔小年等^［19］的研究表明，能繁母猪补贴政策的导向作用与都市型畜牧业发展趋势与目标有一定的差异，导致能繁母猪补贴政策对养殖户生殖养殖的决策并没有显著的影响。总之，现有文献的研究更多的是以某一地区为研究对象，对某项具体扶持政策进行评估，鲜见从养殖户的角度综合评价政府扶持政策的研究文献。本文试图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三 研究方法、调查组织与样本分析

（一）研究方法

1.政策效果总体评价模型

根据式（1）可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