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近年来，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持续爆发了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最典型的是病死猪肉流入市场的事件屡禁不止，而且呈现事件曝光数量逐年上升、犯罪参与主体多元化、跨区域犯罪可能成为常态的特征^［1］。与此同时，随着城市食品安全治理力度的加大，假冒伪劣、过期等问题食品不同程度地流向农村食品市场，加大了农村食品市场治理的难度^［2］。事实反复证明，我国农村食品安全风险治理领域存在巨大问题。农村地区既是食用农产品的主要来源地，又是食品消费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确保农村食用农产品生产与食品消费市场的安全对我国农业生产与食品工业的健康发展起着基础性作用，对确保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基础性的作用^［3～4］。然而，农村地区面积辽阔，农产品的生产以分散的农户为主，食品市场以小卖部和小摊贩为主，呈现布局分散、聚集程度低的特征，监管难度大^［5］。因此，相比于城市，农村地区的食品安全隐患更多，形势更为严峻，是目前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最薄弱的环节^［6～7］。

事实上，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是世界性难题。20世纪后期，西方福利国家政府“超级保姆”的角色定位产生职能扩张、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等问题，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问题上显得力不从心^［8］。1996年爆发的源自英国且引起全世界恐慌的疯牛病与后续发生的一系列恶性食品安全事件，沉重打击了公众对政府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能力的信心^［9～10］。政府亟须寻找新的、更有效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方法以应对公众的期盼和媒体舆论的压力^［11］。因此，从20世纪末期开始，发达国家的政府开始对食品安全规制的治理结构进行改革^{［12～14］}。作为一种更透明、更有效的团结社会力量参与的治理方式，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Co-Governance）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15～17］}。进一步分析，更加注重社会力量作用的发挥是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区别于传统治理方式的一大特点^［18］。社会力量是指能够参与并作用于社会发展的基本单元，作为相对独立于政府、市场的“第三领域”，主要由公民与各类社会组织等构成^{［19～20］}。各类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在保障食品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所采用和实施的治理方法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对政府治理行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补充性作用^［21］。

国际学界大量的研究与发达国家充分的实践表明，相比于传统的治理方式，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能以更低的成本和更有效的资源配置提高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水平^［22］，已被公认为有效治理和解决食品安全风险问题的基本途径。基于国际经验，2013年6月在以“社会共治同心携手维护食品安全”为主题的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上，首次提出了构建“企业自律、政府监管、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概念。2015年4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则法治化地界定了社会共治的概念，由此表明了社会共治已经成为我国治理食品安全风险的基本准则。因此，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我国治理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的基本路径。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而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则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农村的体现。因此，作为农村地区最重要、最基本的社会组织的村委会就成为参与农村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有效弥补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最实际、最有效的途径^［23］。然而，鲜有文献研究村委会在农村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的现实行为。因此，本文基于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的方法，研究现实情境下村委会参与农村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外部表现、内在结构与分类维度，实证测度村委会参与农村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现实行为，并由此提出政策建议。本文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第三部分是参与现实治理行为测度量表的构建，第四部分是调查设计与统计性分析，第五部分是结果分析，第六部分是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 文献回顾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考量，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食品信息不对称是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根源，同时也是政府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领域进行行政干预的根本原因^［24］。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单一的政府监管为主导的模式也存在政府失灵现象^［25］。因此，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还必须引入非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