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上海市流动人口的主要集聚地，近年来，浦东新区外来务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家庭化、定居化、长期化趋势日益明显。随之，外来青少年的教育安置、权益保障、社会治安和刑事犯罪等社会法制问题愈加突出。外来青少年是社会生活的参与者、未来城市文明的建设者和社会发展成果的受益者，对于推动社会发展、促进社会融合、维护社会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建立有效的法制教育机制，充分发挥法制教育的规制、保护、评价、激励、信念等功能，^[1]呵护外来青少年健康成长，帮助其尽快融入城市，免受伤害，并预防犯罪，成为浦东新区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 外来青少年法制教育的制约因素

外来青少年法制教育的影响制约因素复杂多样，沿着内外因结合的逻辑路径，从受众个体、家庭教育、生活环境、社会干预四个层次分析，在法制教育的制约因素方面，外来青少年表现出明显的冲突性、特质性、群体性和社会性。

1.融入城市的渴望与城市认同感的缺失存在冲突

在对外来青少年犯罪率等社会管理问题的探讨中，有学者指出，“社会参照群体的转换与社会化机制的缺损”才是外来务工人员第二代犯罪率高于第一代的根本原因。^[2]从客观经历看，相对于第一代流动人口，外来青少年出生或者生长在城市，很少甚至没有务农经历，没有体验过艰苦的农村生活，对于故乡的概念日渐模糊；在主体意识上，较之第一代以赚钱为主要目的，他们有更强烈的融入城市的渴望，也更习惯将城市居民作为自身参照样本。但是，在思想定型和价值观成型的成长期，现实生活中的诸如户籍限制、面向本地居民的政策、贫富差距、同工不同酬、城市居民有意无意地排他意识及言行、歧视等不公平待遇，不断弱化着他们对城市的情感认同和归属自觉，挑战着他们控制行为的自律性和责任意识。

2.家庭教育受困于经济条件和抚养环境

家庭是孩子社会化的第一个场所。^[3]家庭的教育和影响，是青少年培养良好行为规范和思想品质，形成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养成健康人格的最主要因素。而外来青少年的家庭有些较明显的特性：一方面，外来青少年的家庭教育受困于现实条件。外来青少年的父母大多文化程度偏低，忙于生计且工作不稳定，受制于自身因素和经济压力，对于后代的情感教育、成长教育和良好习惯的养成，往往缺乏规划性、系统性和科学性，或者力不从心。另一方面，外来务工人员抚养纠纷偏多。2011年1～9月，浦东法院共受理父母一方或双方为外地户籍的子女抚养关系纠纷37件，其中同居情况下抚养关系纠纷14件。相较于父母双方均为本地户籍的情况，抚养关系纠纷多15件，超过68.2%；同居型抚养关系纠纷多6件，超过75%。同居生子及生活压力大，在居无定所的条件下，家庭关系更容易不稳定，也通常无法提供坚实的亲情纽带和持续的家庭关怀。而父母双方一旦进入诉讼，则直接地破坏着子女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3.犯罪亚文化造成法律意识淡薄

外来青少年与父母、亲戚、老乡主要生活在郊区等房租较便宜区域。这些区域，与城市同龄孩子存在空间和情感上的隔离，且流动性大、社情复杂，形成完全不同于社会现行价值体系却又共同而稳定的价值体系，即所谓之“亚文化”。^[4]这一文化氛围中，青少年往往受教育程度低、法制观念淡薄、反社会观念盛行。^[5]在边缘化的生活状态下，外来青少年更趋向于寻找具有相同情感体验的个体，获取心理和情感支持，抱团、集聚心里加剧，很容易受伙伴恶习感染而走上犯罪道路。因此，利用地缘、亲缘纽带，拉帮结伙组成团伙实施犯罪的现象普遍，呈现明显的地域特征和群体特征。以2011年1～9月浦东法院受理的刑事案件为例，249名外来青少年被告人中，安徽籍105人，占42.2%；166件案件中，共同犯罪的有67件，占40.4%，且多数为盗窃、聚众斗殴、抢劫等预谋型共同犯罪，少数为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临时起意型共同犯罪。

4.社会约束干预体系不完善

社会环境中，一是乡土道德约束不复存在。在家乡时，行为人犯罪要以其本人及亲属受到公众指责为代价、以好名誉的丧失为代价、以名誉污点的扩大为代价……而在外期间，在陌生环境中，上述约束性因素几乎不存在。^[6]二是学校教育环境尚不完善。虽然，近年来外来青少年的教育投资、教育设施建设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