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艺术干预城乡发展的蓬勃实践

艺术在城市中的存在历史悠久，城市的文化艺术活动，例如文学、音乐、表演、戏剧、美术、雕塑，等等，作为艺术最重要的门类，往往在城市中表现为公共文化活动场所或城市文化艺术的节事活动，甚至城市居民的日常休闲活动的一部分，例如社区文化艺术活动。不过，改革开放前或者在文化创意产业被纳入国家战略话语之前，城市的文化艺术往往被当作社会主义建设和政治服务的一部分，不论是大城市的大剧院、图书馆、电影院、美术馆，抑或中小城市或偏远乡村的古戏台，这些艺术对城乡本身的影响多为静态的。反观近些年的变化，艺术对中国城乡建设的干预和影响日益成为一股融合艺术生产和大众消费的流动大潮。艺术干预从国家的垄断事业中释放出来，大量的艺术家、策展人、国际机构、海外资本、房地产开发商、建筑师、艺术媒体和文艺青年、中产小资、艺校学生、青年群体，等等，都在不同程度地协作影响着艺术在城市的存在和流变方式，形成各种艺术的城市空间实践和具体个案，从早期的北京“圆明园画家村”、“东村行为艺术”，再到如今的“宋庄”、“798”艺术园区，乃至上海“红坊”、广州红砖厂、深圳OCAT创意园、大芬油画村、杭州白马湖，等等，都显示出艺术、艺术家和创意阶层对城市核心区、边缘区、老工业区、城中村等城市空间的重塑和干预效果，此外，最近几年兴起的艺术地产，以及在大型商业中心和购物场所设立美术馆、博物馆和豪华影院等文化艺术设施的曲江模式、万达模式，以及香港K11艺术商城模式，等等，都显示出艺术更加深度地介入城市中心区、传统文化旅游区、城市商业综合体CBD、城市居住小区的实践。

发生在一线城市的艺术干预和艺术活动，已经扩大到二、三线中小城镇乃至濒临凋敝的乡村地区和古镇旅游。例如，连州和平遥通过举办国际摄影节，获得国际知名度和城乡发展的活力和机会；安徽黟县碧山村出现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的干预项目“碧山计划”。又如，摄影艺术家渠岩以当代艺术方式对陕西和顺县许村实施艺术干预，激活乡村文化。再如，丽江和乌镇等旅游热点地区，也不乏音乐、手工艺展示、戏剧节等艺术活动。此外，受威尼斯、卡塞尔和巴塞尔等地国际艺术双年展、文献展或三年展启发，由深圳发起的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不仅加强了深港之间的互动交流，而且吸引了全球顶级艺术机构如MOMA、V&A的参与，成功推动了深圳华侨城老厂房工业区向创意园的转型；以及深圳“城市边缘”蛇口工业区的活化。

艺术对中国城乡发展的干预模式，被笔者在论文《中国城市转型之艺术干预的基本模式》中，归纳为六种模式：对城中村艺术干预的多元差异化模式；艺术介入老工业城市转型和老厂房改造的文艺商区模式；对房地产新建项目和城市综合体艺术介入的艺术品位与符号资本模式；对旅游城镇艺术干预的小资消费模式；对文创园区艺术介入的政府扶持模式；对城市艺术双年展项目的瞬间激活模式等^[1]。本文试图在更详细的案例基础上，专门讨论城中村的艺术干预问题。

本文将艺术干预界定为广义的艺术家（例如，除了艺术家之外，还包括策展人、建筑师、学者、媒体、市民等）通过艺术策展、艺术活动、艺术项目和艺术作品等进行实地干预，试图影响当地居民、各类组织、各级政府和城乡变革。我们认为“城中村”的存在、消失或变化，与中国城市化进程联系密切，形成艺术干预中国城乡发展的独特语境，“城中村”及其相关话题，也逐渐成为艺术家创作的灵感来源和重要主题之一，能够体现艺术干预与更广泛的社会、历史和地理（或空间）的关联性。对于讨论艺术问题以及城乡发展问题两个不同领域，均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二 城中村的独特语境：艺术干预的场所

“城中村”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和城市更新过程中非常独特的一个概念和一类城市景观，其独特性来自中国土地所有权的二元结构，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城市土地是公有的，政府可进行城市化和工业化开发，而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既包括农民或村民拥有的作为居住用地的房屋宅基地，又包括作为农业生产使用的土地和农田。随着城市化进程的空间外扩，农村土地如果想转化为城市用地，必须通过政府或开发商与农民或村庄集体进行协商征用，农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