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4日，李克强总理在考察深圳期间特意到访了位于华侨城创意园区的“柴火创客空间”，不仅对这种萌芽中的全新创业方式表示了高度认可，更提出了“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深圳能不能起一个表率作用”的殷切期许。美国当地时间3月10日，深圳市政府为宣传2015年的“深圳创客周”活动和深圳“创客之城”的新定位，在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幕打出巨幅广告，邀请全世界的创客来“Make With Shenzhen（与深圳共同创造）”，体现了政府在全球推广“创客之城”的力度、决心和信心。而全球知名的财经杂志，美国著名的《商业周刊》（中文版）也称赞深圳是“中国最具有硅谷气质的城市”。^[1]

种种事件和媒体的宣传报道都将深圳这座城市在2015年再次推向了时代的风口浪尖。不过，特别有趣的是，关于“创客之城”的提法与深圳之前的城市标签来历都颇为不同。从1979年将宝安县改制为深圳市来看，以深圳口岸来命名这座崭新的城市，特别体现了当时的筹建者和领导者为这个城市赋予的联通世界的象征意义；而1980年诞生的经济特区概念，则是中央赋予这块土地特别职能。及至2003年，深圳拟定了文化立市战略，提出打造图书馆之城的目标，可以看成是这座城市在21世纪应对知识经济挑战中进行的主动布局。2008年，深圳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的“设计之都”称号，将城市的国际化之路推上了一个新的平台。2013年底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唯一一个“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头衔，更是进一步加强了深圳在世界知识、文化领域内的曝光率和身份标记。所有这些城市身份的演化都可以看出明显的自上而下的政府规划痕迹。而“创客之城”的提法在2015年前实际并未正式地出现在任何政府文件中，称不上有规划，也完全没有向任何国际性组织进行申请。在这次城市身份的创造中，深圳顺应时势，根据自身的市场条件和创客聚集的现象事实，以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主动地完成了一场“自我命名”。

在这里需要提出的问题是：如此不断更换的城市标签，到底是一种得陇望蜀式的见异思迁，还是人云亦云地追赶时代浪潮？是一种因缘俱足的盖棺定论，还是有良好基础的平台起点？毕竟，提出一个口号、概念或名词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将这个名称进行贯彻实施。一个城市对自身的定位，只有在后继者规划、制定相应的战略发展政策基础上，才能让这个愿景名副其实地得以推动，真正带动这座城市的发展与突破。本文提出的观点是，无论是哪一种城市标签其实都代表着城市在过去积累的资本和优势。在当下全球经济转型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语境下，深圳需要抓住机遇，利用“创客之城”和创意城市的资源，通过联动发展的效力将深圳建设成为重要的国际节点城市，完成城市进一步国际化升级的梦想。

一 定位国际节点城市：第三次工业革命语境下深圳的新机遇

（一）国际节点城市理论

国际节点城市（nodal city）是曼纽尔·卡斯特尔（M.Castells）在信息时代对二战后学界出现的世界城市（world city）或全球城市（global city）理论的改进和发展。随着世界贸易和国际分工在二战后的大规模发展，经济的全球化逐渐渗透到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推动了管理、金融和服务业的全球化进程，从而形成在空间权力上超越国家范围、在全球经济中发挥重要影响和控制功能的城市。学者们将这种城市称为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

1966年，霍尔（P.Hall）最早对世界城市进行了理论性的描述和勾勒，将其指认为：主要的政治权力中心，国家的贸易中心，主要银行所在地和国家金融中心，各类专业人才聚集的中心，信息汇集和传播的地方，大的人口中心，而且集中了相当比例的富裕阶层人口；娱乐业成为重要的产业部门。^[2]1986年，弗里德曼（J.Friedmann）提出了“世界城市假说”^[3]，指出世界城市是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产物，是全球经济系统的中枢或组织节点，它集中了控制和指挥世界经济的各种战略性功能。

进入90年代，伴随着科技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世界城市的概念逐渐被全球城市的概念所取代。金融和创新能力被看作非常重要的两个方面而被凸显。美国著名学者萨森（S.Sassen）认为全球城市就是那些能为跨国公司全球经济运作和管理提供良好服务和通信设施的地点，是跨国公司总部的聚集地，它具有以下四个基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