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讲堂是这样发起的

主持人：有请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十年第800期特别节目主讲嘉宾王京生先生、于平先生、白岩松先生！

三位今天来到这个地方，都是市民文化大讲堂的老熟人了，岩松先生在2010年就是大讲堂第510期的主讲嘉宾，而于平先生在2006年、2012年和2013年，分别讲了三次课。

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两位是如何和大讲堂结缘的？

白岩松：中国人常说一句话：万事开头难。但是在很多与文化有关的事业当中，开头还真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一直做下去。想想看，我们生活中有多少事情都开过很好的头，可是后来那些头去哪儿了？

首先我想说的是，市民文化大讲堂十年了，举办了800期，而且今天也不过是一个逗号，大家通过这样的日子，并不是纪念，而是完成它的“二次推动”，像深圳的二次创业一样，你就会更加为自己也曾经作为小小的分母之一在这里存在过，或者说推动过，感到非常高兴。祝愿市民文化大讲堂有顽强的生命力。在最初的时候要为它培土、浇水，现在它正以不可抑制的生命力继续向前，我衷心地祝贺。

从我结缘的角度来说，首先是来自我与深圳这座城市的结缘。我生命中几个非常重要的节点都与深圳有关。《东方时空》1993年5月1日开播，我当天去海南出差，从海南又直接到了深圳。那次在深圳的采访对我来说非常重要。1997年为做香港回归直播，我一个多月的时间都住在深圳晶都酒店，马路对面广场上竖立着邓小平画像。

邓小平去世当天我在广州，得知小平去世，我马上就找车来到深圳，那一天我是在深圳度过的。先去了莲花山邓小平雕像处献花，然后去植物园看他种的那棵树。后来我做过深圳志愿者形象大使，参加过王京生部长做的公益广告评选、关爱活动等，所以，我早已经跟深圳这座城市建立了紧密的关系。

主持人：于平先生也是老熟人了。

于平：我和大讲堂结缘三次，我看重的是后两次。从2006年至2012年演讲内容为什么会有一个跨度呢？这与我自己的转型有关。

1996年到2001年，我在北京舞蹈学院任院长。2006年，我担任文化部艺术司司长，我在大讲堂首次讲的是舞蹈文化。

2012年和2013年的演讲内容都与王京生部长推动的深圳文化建设有关。一次讲的是“深圳十大观念”，还有一次讲的是“深圳学派建设”。

2009年，我从文化部艺术司转岗到文化科技司，深圳很快进入了我的视野。当时，深圳的文化建设强调文化+科技，这是一种新型文化建设。我注意到，王京生部长写了大量关于文化建设的文章，这些前沿文章非常吸引我。而且他主张建设力量型的文化，因此我跟深圳的文化往来越来越多。

主持人：下面我要问京生部长，您是大讲堂创始人，追溯当时的情形，您是怎么想到要创办大讲堂的呢？

王京生：刚当宣传部长时就想到办这个事，应该说是公私兼顾，既满足城市的需要，也想满足自己的愿望。文化不只是唱唱歌、跳跳舞。我举两个例子。刚到深圳的时候，一个现象让我特别感动，而且反差强烈，这就是深圳图书馆现象。我在读研究生写论文的时候，有半年时间天天跑北京图书馆（以下简称“北图”，后改名为国家图书馆），但当时的北图真是门可罗雀。北京应该说是个很有文化底蕴的地方，但是很少人去北图。第二年当我来到深圳，看到的第一个现象就是每天图书馆还没开门，市民已经排起了长队，只是为了争一个座位，为读书而早早地排队。这是一个现象。

第二个现象，有一批年轻的企业家，包括现在很有名的王石先生，他们搞了一个活动叫“星期六聚餐会”，星期六下午下班后那段时间，十几个或二十几个人聚在一块，不是谈生意，而是谈文化、谈读书、谈深圳的未来、谈世界的未来。他们完全是自发的。那个时候大家就在设想，十年以后深圳什么样，十年以后中国什么样。

主持人：您对这个团体非常吃惊？

王京生：我参加过两次这样的讨论会，印象特别深。深圳有这么一批有事业心、有理想的年轻企业家，我觉得这个城市太有希望了。

当时有一个遗憾，就是我们自己在窝里讨论，但在深圳找一个名家探讨确实很难。我们应该建设这样一个机制，提供这样一个场合。当时就觉得，深圳一定要形成一种求学问道的风气。当了市委宣传部部长以后，当时的市社会科学院乐正院长，市委宣传部的黄发玉处长、王跃军副处长，还有吴忠处长，我们当时就一起商量，打算举办深圳市民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