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人口疏解不单是人口规模的调控，更重要的是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视角下实现人口结构和空间布局的优化。《北京人口发展研究报告（2015）》课题组根据北京与东京都市圈区域面积的相近性、北京与多伦多大都市区城市规划垂直管理模式的相似性特征，对三者距离城市中心50公里圈层以内的人口分布演变规律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国际成熟城市的人口空间布局特征对北京人口分布的优化路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基于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经济普查数据以及历年统计年鉴数据，本报告力图在以下两方面寻求新的探索。

第一，从京津冀城市群的角度，探讨北京经济发展与区域人口空间分布的关系及存在的问题。

第二，从北京城市内部的角度，基于北京与东京和多伦多的比较，探讨北京城市发展阶段与内部人口空间分布表现出的关联性及重塑人口分布的调整方向。

一 人口疏解视野下北京人口分布的关键特征

（一）京津冀区域经济重心与人口重心均向北京逼近

本研究运用“区域重心法”对2000～2014年数据分析后发现：第一，京津冀经济重心经历了向北、向东“锯齿状”转移过程，即由“霸州”向“廊坊”方向移动，持续向北京逼近；第二，京津冀人口重心正经历“快速向北、持续向东”的转移过程，即由“任丘”向“霸州”方向移动，持续向北京聚集；第三，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高度相关，但人口重心滞后于经济重心的转移，经济重心对人口重心的移动具有显著的引领作用（见图1）。因此，尽早提高北京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推动北京部分产业外迁，对于引导北京人口向外疏解意义重大。

图1 京津冀地区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转移趋势（2000～2014年）

（二）更多的常住人口向更少的街道集中

1990年至今，北京市常住人口更多地向城区集中，城市化率继续上升，北京市进入城市化的新阶段。基于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三次人口普查的街道人口数据，本文使用Gini系数法和Wright系数法等，对北京市人口空间分布均衡程度的变动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四个特点。

第一，北京人口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加剧，中心城人口分布问题格外突出。用于测量人口分布分离程度的空间Gini系数的合理区间为0.30～0.40，而北京该系数已由1990年的0.31攀升至2010年的0.47，特别是中心城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已超出合理范围（如表1所示）。

表1 北京市人口空间分布的Gini系数和Wright系数

第二，北京人口空间分布的集中度加剧，更多的人口集中于更少的街道，而且常住人口空间强聚集圈层已经由城市核心区扩散至距离城市中心20公里处（五环左右）。Wright系数显示，在北京市人口分布Gini系数扩大的同时，洛伦茨曲线变得更加陡峭，相应的Wright系数变得更高（如图2所示）。

图2 2000年与2010年北京市人口分布的洛伦茨曲线

而且，从全市层面来看，北京常住人口强聚集组团明显向外扩散。例如，值得高度关注的高密度人口组团包括海淀的西北旺、西三旗、东升、清河地区等，昌平的回龙观等，朝阳的来广营等，石景山的八角等，大兴的黄村、西红门、旧宫、和义等以及通州的台湖、玉桥等乡镇街道（见图3）。

图3 北京市常住人口空间布局特征

第三，全局常住人口空间关联程度下降。由于北京市人口集中的重心以及离散的具体情况并不能仅仅通过Gini系数和Wright系数展现出来，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北京市人口空间分布的关联模式加以分析。本报告进一步使用“全局Moran’I指数”对北京市常住人口数据进行分析，以便更直观地比较北京市常住人口的空间关联特征。全局Moran’I指数显示：常住人口空间关联度存在“先升后降”的趋势。一方面，1990～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全局Moran’I指数均大于0，表明北京市各街道常住人口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各街道常住人口在空间上更多地表现出“高-高”“低-低”的聚集分布。另一方面，常住人口全局Moran’I指数先升后降的特点与城市化进程的阶段性变化有关，特别是与流动人口规模和居住方式的阶段性特征相关。其中，1990～2000年常住人口全局Moran’I指数的快速上升与流动人口的大量流入有关。2000年流动人口全局Moran’I指数为0.51，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表明：北京市流动人口居住分布具有更强的聚集性，即流动人口数高的街道更多地聚集在一起，流动人口数低的街道也更多地聚集在一起。而2000～2010年Moran’I指数的小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