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2014年常住人口达2151.6万人，庞大的人口聚集在中心城区，造成交通拥堵、环境恶化和资源紧张等大城市病，因此，做好中心城区人口疏解工作，使北京市人口规模与资源环境相适应、人口结构和分布与城市功能定位相吻合是当务之急。人口发展惯性大，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滞后，因此人口疏解政策的实行和调整会带来风险，而且其风险一旦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很容易形成积重难返的局面，需要漫长的过程来解决和调整，所以具有前瞻性的人口疏解风险研究价值重大。本研究对人口疏解面临的主要风险进行了识别，初步提出了人口疏解风险的应对策略，为制定具有前瞻性的人口疏解政策提供依据。

一 特大城市经历很长的人口增长期几乎是铁律，需打造人口信息动态监测平台，规避人口发展趋势主观臆断风险

北京市在2000年进入人口高速增长期，2000～2014年年均增量约为56万人。东京、伦敦、纽约也分别经历了30年、50年和60年的人口快速增长期，其间人口年均增量分别是27万人、7万人、11万人，纽约、伦敦、东京等特大城市人口增长阶段遵循“缓慢增长—加速增长—人口减少—人口稳步增长”的规律。纽约1830～1950年、伦敦1750～1940年的人口加速增长期与西方两次工业文明的同步性，表明特大城市经历人口快速增长期是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安全的“晴雨表”。但北京市跟东京、伦敦和纽约相比，人口增长变化“速度快、时间短”，面临的矛盾更加显性，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解决和缓解人口增长的惯性。因此，北京市人口调控不能急于求成，要尊重特大城市人口增长的规律。

伴随中国城市化进程及经济发展，未来北京市人口仍将处于高速增长期。据测算，“十三五”期间，北京市GDP每增长1%，常住人口年均增加10万人左右。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每提供一个就业岗位，就有1.8个人滞留在该区域，反之却未必能减少1.8个滞留的低端人口。由于政府无法准确掌握人口流量、流向、生存发展状况，区域性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效果不佳，导致人口从一个区域流动到另一个区域，人口疏解实际效果堪忧。政府行为可以影响但无法做到对已经成型的趋势和人口结构进行快速有效的调整，因此，政府不易短时期内采取力度过猛的人口疏解强刺激政策，未来要着力打造人口信息动态监测平台，以居住证为载体，加强人口流量、流向、生存发展状况的动态监测，实现资源均等化、管理精细化，控制开发强度，科学认知人口发展大逻辑，分阶段、多层次地制定人口疏解的短期措施、长期规划，阶段性微调人口疏解政策内容及力度，防止人口快速萎缩。

二 规划协同性差导致共振效应不强，需打造区域基本建设协同规划平台，规避疏解效果减弱风险

第一，京津冀需着力提高三地疏解和接纳配套政策的协调性和规划共振效应。北京市的人口规模、产业布局、交通组织及社会服务等要放在京津冀城市群的背景下设计，与相邻城市发展规划有效对接。发达国家人口迁移的经验表明，当中小城市发展起来并能提供足够中高收入职位后，大城市人口就会出现回落。借京津冀协同发展之力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使人口梯次向周边分散，短期内可能不解“近渴”，但长期看必将发挥重要作用。河北省人口集聚和吸纳能力的提升需要漫长的过程，劳动力尤其是农业劳动力向北京、天津等大城市集聚的特征短期内亦无法改变。2014年北京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4489元，是天津的1.5倍，河北的2.7倍，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河北、天津集聚和吸纳人口需要一个过程。北京的收入、就业等吸引力，会继续吸引周边城市人口的流入；而河北、天津接纳进程缓慢，人口集聚和吸纳能力的提升需要漫长的过程，相关优惠政策及规划滞后，疏散和接纳共振效应差。因此，要从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考虑，疏散和接纳进程相配合：一方面要通过调整完善财税体制、绩效考核体制、人口信息化建设以及人口服务管理体系等体制机制，逐步提升人口疏解的有效性；另一方面要通过调整城市功能和产业定位、转移优质资源、培育其他区域的城市品位等多种手段，将对接地建设好，使其具有足够的吸引力。

第二，产城互动和规划统筹影响人口布局的合理化。尤其在高端产业发展园区以及新城建设中，人口的居住、就业以及公共服务配套尚未实现基本同步，带来“钟摆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