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背景

关于文化融合或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研究者历来有不同的理解。得到多数学者认同的定义是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edfield）、林顿（Linton）和赫斯科维茨（Herskovits）在1936年给出的界定：文化融合是“由个体所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的、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

加拿大文化心理学家贝瑞（Berry，1990）认为，完整的文化融合应包括两个层面：群体层面和个体层面。群体层面的文化融合是指，在文化接触之后，相关群体在经济基础、风俗习惯、政治组织、意识形态等方面发生的相互改变和适应；个体层面的文化融合是指，在文化接触之后，个体在行为方式、工作生活态度、价值观念以及心理认同方面发生的相互改变和适应。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大多从群体层面研究文化融合；心理学家则更关注个体层面的文化融合。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由于强调对文化进行广泛和整体的研究，其文化融合概念往往宽泛，可操作性不强，有失于对文化融合的心理机制的研究；心理学家则沉浸于研究文化融合的心理机制，忽略了整体文化对于个体文化适应的促进或制约作用。因此，贝瑞强调，文化融合研究要寻找个体层面和群体层面的联系。

文化融合研究还存在单向和多向之争。单向的文化融合即同化。同化论的典型代表是“熔炉论”。同化论强调不同文化影响的此消彼长作用，强调移民融入主流文化的过程伴随着对原有文化传统的抛弃。因此，同化论完全排除了移民在融入移居地主流文化时保留原有文化元素的可能性。多向的文化融合观念则强调不同文化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注移民学习当地主流文化的自主性和选择性，认为移民在学习和适应主流文化的同时，也对主流文化的发展产生自己特有的影响。多向文化融合观念的自然发展是“多元论”。多元论秉持文化相对论观念，认为不同文化没有优劣之分，多元文化现象是社会群体适应不同社会经济环境和多种文化相互影响的自然结果。

当今的研究者大多从文化多元论观点和群体层次角度研究文化融合现象，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同化现象以及从个体层次研究文化融合的重要性。例如，萨姆和贝瑞（Sam and Berry，2006）把同化看作个体在文化适应过程中所使用的四种策略中的一种。特别是，在实际生活中，一些群体的文化融合现象主要体现为同化，体现为个体适应主流文化的过程。

文化融合是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核心。农民工从熟悉的乡村来到陌生的城市，面临来自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个层面的挑战和冲击。经济层面的适应是立足城市的基础，社会层面的融合反映的是参与城市生活的广度，而只有文化和心理的适应，才能使农民工完全融入城市社会。现代城市文化是以城市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一整套思想、行为和生活方式。农民工要顺利融入城市生活，就必须找到一份工作，就必须学习与城市工作相适应的思想、行为和生活方式。因此，与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的文化融合不同，农民工的城市文化融合主要体现为农民工个体学习和接受城市主流文化的过程。

目前，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或者集中于对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状况、过程和影响因素进行定性分析，或者对农民工城市适应的某个方面进行定量研究，对于城市文化融合的各个维度进行完整的定量分析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以北京市农民工为例，通过设置一系列结构测量指标，力图系统、准确地把握当前农民工城市文化融合的不同侧面，为进一步探索农民工城市文化融合的内在结构打下基础。

二 研究设计

（一）结构测量指标

文化融合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由相互联系的多个维度构成。为了探索农民工城市文化融合的内在结构，我们尝试根据城市文化的构成要素，建立包括休闲、消费、社会参与、社会交往、城市适应、城市认同及现代性价值七个方面的结构测量指标。其中，休闲维度由“下班有最经常从事的活动”和“今年以来分别从事旅游、培训或进修，到现场看体育比赛，到现场看商业演出的次数”等指标构成；消费维度由“是否有信用卡”“喜欢使用信用卡的程度”“使用网购经历”“喜欢网购的程度”以及对八大类时尚品牌/物品的认知和购买情况、智能手机功能使用情况等指标构成；社会参与维度由今年以来分别参加十类集体活动的次数等指标构成；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