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背景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16年1月发布的数据，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67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9%，是全球第二个经济总量突破10万亿美元的大国。历经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从工业小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从温饱经济嬗变为小康经济，其背后离不开流动人口的贡献。同样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16年1月公布的数据，截止到2015年12月末，全国流动人口约为2.47亿人，比1982年的657万人整整增长了约37倍。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由1982年的0.65%上升为2015年的17.97%（见图1）。

图1 1982～2015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及其占比变化趋势

如此大规模的流动人口补充了流入地因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劳动力短缺需求，推动了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刺激了消费市场的快速发展，成为中国经济起飞强有力的助推器之一。但激增的流动人口也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考验着党的执政智慧和领导艺术。2015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因此，如何增强对流动人口的医疗保障，让流动人口共享城市经济发展果实，是政府、学界普遍关心的议题之一。对此，建议指出，一方面，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并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权利和义务；实施居住证制度，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另一方面，要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基本实现法定人员全覆盖；实现跨省异地安置退休人员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整合城乡居民医保政策和经办管理方式。

二 相关文献回顾与评述

当前学者对流动人口参保状况的讨论围绕多个维度展开，如参保必要性和紧迫性、医保缺失原因、医保改革方式优劣、未来医保制度框架设计等，研究范式也从总体性的描述分析向结构化、精细化的量化研究转变。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正从农民-市民二元向农民-市民-流动人口三元转型（李强，2008），有别于市民、农民，流动人口群体具有很多特点，如高流动性、工作变动频繁、回流性（雷华北，2006）、“夫妻同行”和“携子女流动”（房莉杰，2006）等。基于流动人口的特点，学者们达成了一个共识：流动人口医保制度设计不能一刀切，要分类分层，根据不同类型的群体做出一定的弹性设计，既保证统一性，又兼顾灵活性（尹志锋、郭琳、车士义，2010），这样可以提升流动人口社会公平感、安全感、对政府的信任度和幸福感（徐广路、张聪、李峰，2015），从而起到社会的“稳定器”、“防护网”和“安全阀”的作用。流动人口的参保问题主要集中在没有参保、间断参保、重复参保三个层面（吴少龙、凌莉，2012）。相较于全国整体水平，流动人口医保参保率较低，部分流动人口没有参保（段成荣等，2013），其中既有户籍制度、非正式就业掣肘（秦立建、惠云、王震，2015；唐丹，2011；尹志锋、郭琳、车士义，2010），又有健康状况、收入水平阻碍（祁翔，2011）。除此之外，流动人口群体还存在间断参保、重复参保问题，间断参保会损害参保人的权益，重复参保则加剧了财政负担，造成公共资源浪费。从已有的研究来看，造成间接参保、重复参保的原因除了城乡和区域分割所带来的医保制度碎片化（何文炯、杨一心，2010；张展新、高文书、侯慧丽，2007）之外，还有地方考核机制单一、政府及参保人存在投机行为等（吴少龙、凌莉，2012）。有关未来保障的提供方式，学者们提出了很多构想，但远远没有达成共识，很多学者提出应推进城乡一体化，认为这样可以扭转制度“碎片化”状态，增强基金的实力和抗风险能力，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吴少龙、凌莉，2012）。也有学者反对城乡一体化，认为我国经济基础薄弱，城乡发展水平差距大，实行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在财政上无法持续，也违背“小政府、大市场”的改革潮流（周媛也，2015）。

总体上来看，学者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