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社会网络是社会科学研究和行为研究的新兴领域之一。以往研究仅仅用个人特征（如年龄、收入、性别等社会特征及动机、态度等心理特征）来解释人的行为，而社会网络研究则强调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对行为的影响（戴维·诺克，2012）。目前，社会网络视角已广泛应用于健康行为研究。例如，Christakis等（2008）的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对戒烟存在重要影响，某个成员戒烟会不同程度地带动网络内其他成员戒烟，从而导致整个网络成员集体戒烟。

社会网络视角在生殖健康研究中也已引起重视。杨红梅等（2003）、朱军礼等（2008）从社会网络视角分析了艾滋病的传播，尤其是社会网络在男男性接触者社区中的重要意义。靳小怡等（2008）发现网络规模和网络成员的观念显著影响农民工对“未婚先孕”和“婚外恋”的态度。但是，针对我国流动人口的性病、艾滋病风险性行为研究，仍然沿袭传统的围绕个体行为展开的解释框架，没有充分考察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对其风险性行为的影响。

与此同时，社会学家对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开展了很多研究，但主要考察社会网络的特点（李树茁等，2006），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的地位获得、婚育观念和行为的影响（吴愈晓，2011；靳小怡等，2005），同样忽视了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的性病、艾滋病风险性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

因此，尽管生殖健康和流动人口研究均已引入社会网络视角，但在流动人口的性病、艾滋病问题上，社会网络的重要性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本研究致力于验证社会网络视角在这个交叉领域中的解释力。

二 方法

（一）人群与抽样

本研究的对象是生活在北京的男性乡城流动人口，户籍为外地农村，年龄为18～60岁。抽样分两阶段进行。首先采取方便抽样的方式抽取具有商业性行为经历的男性流动人口。在男性流动人口集中的建筑工地、工厂、市场、餐馆等场所，利用电脑和手机等平台发放电子问卷1100份，956人仅填答问卷初筛部分，因没有商业性行为被排除；144人填答主体问卷，完成问卷者有120人，其中13人因在有关商业性行为的3道问题上回答不一致被剔除，得到有效问卷107份。以主体问卷填答者（144人）为基数，有效回收率为74.31%。

其次利用方便抽样抽取普通男性流动人口，同样要求农村户籍，年龄为18～60岁。在第一阶段抽样未覆盖的男性流动人口集中的场所，利用电脑和手机发放电子问卷，但不再利用初筛题限定调查对象必须有商业性行为。在此阶段发放问卷350份，283人完成调查，5人在有关商业性行为的3道问题上回答不一致被剔除，得到有效问卷278份，有效回收率为79.43%。

（二）因变量

将“是否从事商业性行为”“是否在商业性行为中坚持使用安全套”作为因变量，这两个变量均为二分变量，故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三）自变量

自变量分为3类：社会人口学变量、风险认知变量、社会网络变量。其中第三类又包括网络结构、网络规模和网络行为效应三类。为了考察不同类型变量的影响，本研究采用两个递进的嵌套模型进行分析。为了突出社会网络变量的影响，研究者将其放在后面的模型，以检验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社会网络变量的净效应是否仍然显著。

1.社会人口学变量

包括教育程度、年龄、收入、婚姻状况、职业类型、在京生活时间。

2.风险认知变量

通过七个问题，分别测量被调查者对以下方面的认知：感染性病和艾滋病的后果、感染性病和艾滋病的可能性、商业性行为的收益（消除寂寞，成功感受）及风险（警察抓捕的可能性）。对七个问题进行因子分析（主成分正交旋转法），得出三个因子（特征值为1.65～2.43，解释总方差为83.09%）：感染后果因子、感染可能性因子、商业性行为风险收益权衡因子。

3.社会网络变量

前期研究表明，男性流动人口通过应酬或聚会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自我中心社会网（ego-centered social network）——“核心应酬聚会网”，它对成员的商业性行为和安全套使用行为具有重要影响（Wang et al.，2014；王文卿，2014）。

网络规模定义为，调查对象过去12个月中与其一起参加应酬或朋友聚会的男性数量。调查对象随后详细回答其中3人的情况（如不足3人，则按实际数量报告），这些人便构成了调查对象的“核心应酬聚会网”。

研究还测量了核心应酬聚会网的关键结构指标：网络密度和核心应酬聚会网成员在年龄、教育、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