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放开二胎，即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在家庭中引发不小震动。据一项针对上海进入婚育年龄的女性的调查，有90%符合“双独”或“单独”政策，但是申请二孩的比例还不足5%。^[1]近期据羊城晚报的一项随机调查显示，“70后”男性近九成想生育二孩，而愿意生育二孩的女性不足两成（孙晶等，2015）。

对于家庭结构的稳定性和社会的发展而言，两个孩子更适宜。

对女性而言，生育与她两方面的生命历程相关：一是家庭生命周期，二是职业生命周期。家庭生命周期是指家庭发生的生命事件，如婚姻、生育、子女离家、死亡等，一个典型的、完整的家庭生命周期要依次经历形成、扩展、稳定、收缩、空巢和解体六个阶段（吴帆，2012）。女性在此过程中完成生育任务，根据个人情况，她们还要经历与男性不同的职业生命周期。与男性较为稳定的上升职业生命周期不同，她们多呈现倒U形、M形、多阶段就业、隐性就业等多种就业模式。目前对我国职业女性最具普遍性影响的是M形模式。所谓M形模式是指在职业生命周期中女性通常要经历两个高峰和一个低谷。两个高峰，一个是女性就业后的6～8年，即女性就业后但未生育前；另一个是在36岁以后的十余年间，此时孩子基本长大，女性进入事业上升通道。一个低谷是指这两个高峰之间，通常是养育孩子的8年时间（吴贵明，2004）。显然生育造成了女性与男性不同的职业发展道路。

全面放开二胎的政策，使30多年实行计划生育养育一胎的家庭，特别是职业女性必然会经历调整和转变。如何处理生育与职业发展的关系成为影响她们选择生育二胎的重要因素。本研究将重点聚焦受二胎政策影响的两部分人：一是年轻职业女性，二是临近退休的女性。本文重在探析剔除影响夫妻双方家庭经济、住房和年龄等因素以外，女性选择生育二胎的原因何在，以及生育二胎会对女性职业发展带来哪些影响和改变，并由此了解生育二胎反映出的女性生命周期中所经历的多样性和社会变迁，在此基础上提出帮助女性平衡家庭、工作的思考和建议。这不仅对促进全面放开二胎政策落地，而且对促进职业女性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 一胎对职业女性发展的影响

由于我国实施了近30多年的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当代职业女性生命周期经历了与她们长辈不同的历程，引发了生命周期轨迹的变化，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现代女性生育时间延后。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量女性进入公共劳动领域，女性的角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男女平等国策在许多方面极大地促进了女性的教育、就业和职业发展。伴随社会经济政治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指出：我国妇女占从业人员比例保持在40%以上，城镇单位女性从业人数逐步增长。不少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期望自己有良好的职业生涯发展前景，她们中的不少人选择推后结婚和生育一个孩子的年龄。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男性平均结婚年龄为26.7岁，女性为24.9岁。另据上海市民政局发布的上海市2013年度婚姻登记统计数据，上海市男女不论是平均结婚登记年龄还是初婚年龄都再次趋晚，其中，男性平均初婚年龄达34.02岁，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8.19岁。南京的结婚登记年龄继2012年突破30岁大关后，2013年前四个月，一度突破了31岁。结婚年龄延后的变化引发了家庭生命周期时序结构重心的后移：一是扩展期变得更短，二是稳定期变得更长，三是收缩期来得更早，四是空巢期来得更早且持续的时间更长（吴帆，2012）。女性生育时间的推后，使现在职业女性的生育出现大、晚、少的特点，产生加重养育精力成本和身体健康代价等许多以前她们母辈没有遇到的情况。高龄生产和养育，会给职场女性的身心发展带来不小的影响。

第二，孩子是职业女性在家庭中付出时间精力最多的部分。研究显示，与男性相比，女性职业生命周期有三个特点：女性劳动力的就业历程呈“M形”；女性婚后的劳动就业取决于家庭整体效用最大化；女性就业会带来双重角色冲突（李爱莲，2008）。女性就业紧紧围绕家庭开展的特点，使对家庭工作平衡冲突和对家务劳动的研究聚焦女性开展。从1990年第一次到2010年第三次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均是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