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亚运时代，广州民生事务的社会聚焦迅速集中到道路交通上来。2011年4月1日至5月9日间，市政府门户网站“百姓热线”栏目中，关于公交、道路的市民建议和投诉等，占同期全部意见条目的30%。2011年初政府公布《广州中心城区缓解交通拥堵方案》，征求公众意见，引发广泛议论。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民意中心”）于2011年3月开展了市内公共交通服务评价民意调查。该调查采用配额抽样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利用电话成功访问了广州市越秀、荔湾、天河、海珠、白云、黄埔、番禺、萝岗、花都、南沙十个区1004位居民，同时在公交车站、地铁站、出租车上落点现场随机访问了721位乘客。在此基础上结合历年民调及统计数据，深入研究了公共交通面临的问题，并就公共政策的重点进行了讨论。

一 广州城市交通的主要矛盾

目前，广州市民对城市交通的不满舆论，集中在公共交通人车关系的失衡、公交车和地铁乘车的拥挤方面。

2011年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市民对市内公共交通乘车拥挤的不满意度，较2008年大幅增加了12.4个百分点，达到48.3%，远超过满意度26.9个百分点。在民意中心众多的民调中，不满度达到如此高的水平的情况极为少见，在2010年的广州社会经济状况公众评价民调中，所有51项指标中仅有“物价水平”、“收入差别”、“商品房消费”等4项的不满意度处在这一水平上。

需要指出的是，公交拥挤主要发生于上下班交通高峰繁忙时段，但大部分市民使用公交出行亦主要在于上下班。因此，拥挤是公众现实的感受。

“公交拥挤”的不满是普遍的。首先，对公交车乘车拥挤的民调不满意度自2008年以来一直接近五成，地铁则较2008年大幅增加20个百分点，达43.7%。其次，中心城区及周边城区的市民，对公交拥挤的不满意度均在四成以上，而中心城区市民的不满意度更多达五成。最后，甚至于自行驾车的群体也对公交拥挤多有不满，不满意度达34.7%。

数据显示，公众对“公交拥挤”的不满舆论，显著高于对“道路通行”的不满，2011年两者民意调查数据分别为48.3%和33.1%，前者比后者高出15.2个百分点。必须指出，由于出行群体话语权力的落差，解决“道路拥堵”的呼声明显强于“公交拥挤”，传媒和精英舆论与主流民意存在显著差异。草根阶层只能以“西装进去、裤衩出来”、“挤车也是技术活”等自嘲式的互联网话语表达对公交拥挤的不满。

“公交拥挤”造成的社会后果是严重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加重公众出行成本，降低大众乘车幸福感。从公交出行成本来看，广州市委、市政府实施的公交惠民政策，使市民货币成本近年有所下降；但是，公交出行中的乘车拥挤及其连带的乘车空气环境、卫生环境等的不佳，使市民为之付出更大的心理及生理代价，严重降低乘车幸福感。

——“公交拥挤”已成为城市交通恶性循环的主因和机理。研究发现，对公交出行非货币代价和成本的厌恶，是人们购置私家车的主要动因；在2011年民意调查中，对公共交通评价“又挤又堵”的群体购车意愿最强，其次是“挤但不堵”的群体；评价“不挤但堵”的群体购车意愿最低（见表1）。

表1 持不同舆论评价群体的购车意愿

乘车拥挤程度和人们不满的上升，强化了社会的购车欲望，2009年民调显示，无车人群中表示近三年有买车“打算”的比例为19.0%；但到2011年，表示近一年有买车“打算”的比例就高达16.7%，市民购车意愿明显上升。

显然，在收入许可的情况下，摆脱拥挤而追求出行舒适，是市民在现有交通格局下的自发选择。但是，这样的选择将产生更多的社会负效应，如进一步加剧道路拥堵，降低地面公交车辆的周转率，从而加剧公交拥挤，道路拥堵与公交拥挤陷入更深的恶性循环。此外，公交拥挤也使更多人选择“打的”，相应导致“打的难”。

以上研究表明，从公众舆论和社会后果来看，“公交拥挤”及其反映的公交系统人车比例失衡，是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广州城市交通面对的主要矛盾之一。

二 主要矛盾的社会成因

“公交拥挤”的社会成因，源自2007年以来城市公交客运量的爆发性增长，以及公交系统运力投入相对滞后，有效供给不足。

首先，自2007年至2011年第一季度，公交乘车人次呈爆发式增长，除金融风暴发生的2008年，其他年份均呈两位数增长态势（见表2）。

其次，公交运力增长明显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