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非洲国家民主政治难言成熟，外来的西方政治模式难以有效整合非洲多元社会力量和政治理念，部族、宗教和威权等本土“基因”依然在非洲政治生态中发挥重要作用。近两年，以大湖地区为代表的一批非洲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第三任期”（third term）等问题集中涌现，更让非洲民主转型之路增添新变数。非洲政治转型困境产生的负面效应必然传导至非洲安全领域，加之全球经济不景气，中东“伊斯兰国”势力向南渗透等多个外部因素共振，非洲暴恐活动呈现新的发展变化，使保持了近20年的非洲稳定发展环境充满脆弱性和易变性。面对各种挑战与压力，非洲国家迎头应对，在安全一体化和自主维稳能力建设方面有实质性举措，并积极拓展国际合作空间，中国与非洲的安全合作成为“新亮点”。

一 “第三任期”问题下的非洲民主化趋势

近年来，“第三任期”问题是非洲政治生态中的“焦点”议题，正深刻影响非洲民主化进程及安全形势。“第三任期”的说法由西方提出，主要是针对非洲国家领导人的“超期服役”和“无限任期”。从国家政体来看，虽然议会制国家通常不对政府首脑有任期的次数限制，但非洲国家大多实行的是总统内阁制，因此参照欧美民主标准，“第三任期”打破了一国领导人通常只任两届的所谓“国际惯例”。笼统地说，“第三任期”问题是指领导人通过修改宪法等方式，取消对总统或最高实权领导人的任期限制。

从2014年起，非洲多国的“第三任期”问题开始集中爆发。第一个引发国际社会关注的是西非国家布基纳法索。2014年10月，执政27年的布基纳法索总统孔波雷，欲推动议会表决修宪草案，取消对总统的任期限制，最终引发军事政变。但这并未阻遏非洲其他国家领导人寻求“第三任期”的行为。自2015年以来，非洲多国领导人以不同方式寻求超期连任，并不同程度地引发了政治危机和动乱。两届任期已满的刚果（金）总统小卡比拉想通过议会修改选举法，并要求在总统选举前进行人口普查，重新划分选举省份，这势必会使2016年11月的总统选举推迟3年以上，为修宪连任腾出时间，但在反对派的煽动下，2014年12月首都金沙萨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并酿成骚乱，甚至有50多家华人商铺受到冲击。^[1]2015年4月以来，布隆迪总统恩库伦齐扎称其2005年首次当选总统是议会选举，认为自己第三次参选总统不违背宪法的“两届任期”限制，并在7月当选总统。布隆迪因此遭到欧美集体制裁，截至2016年3月，布隆迪政治危机引发的动荡已造成近500人死亡。卢旺达和刚果（布）在2015年同时就取消总统任期进行修宪公投，两国均以绝对多数通过修宪法案，修宪后卢旺达总统卡加梅理论上可连续执政至2034年。

“第三任期”问题根本上是西式民主和非洲“本土政治”的水土不服，在“多党民选”这条“红线”难以改变的情况下，突破任期限制就成为执政者延续和稳固政权的迂回之策。根据“非洲晴雨表”统计，非洲73%的民众支持任期限制，但多数非洲国家领导人对“第三任期”持默许姿态。2001～2014年，13个非洲国家为突破总统任期限制尝试修宪，其中7个国家成功，6个国家失败。到2016年初，非洲有15个国家在实施新宪法后，其领导人尚未履满两任，其中不少人已在觊觎“第三任期”（见表1）。南非和尼日利亚作为非洲的“领头羊”，虽然旗帜鲜明地反对“第三任期”，非盟也威胁要对布隆迪出兵制裁，但多数非洲国家领导人持“观望”态度，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在2015年5月的西共体峰会上，少数国家拟把“两任限制”定为地区准则，但方案最终流产；在6月的非盟峰会上，南非要求讨论“第三任期”议题，被直接否决。

表1 非洲领导人任期问题现状

这轮非洲“第三任期”问题的爆发，其国家之密集、步伐之快，是冷战后非洲所罕见的，除了对西方民主体制的不适应外，盘根交错的地缘政治瓜葛和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是重要原因。可以看到，这次“第三任期”问题主要集中在刚果（金）、布隆迪、卢旺达和刚果（布）所在的非洲大湖区，而大湖地区被喻为“非洲心脏”和“非洲火药桶”，是非洲民族成分最复杂、叛军最集中、部族矛盾最尖锐、外交博弈最激烈的地区。大湖地区上述国家的宪政体制都是内战后形成的，民主化程度和国家政权建设也要落后于非洲其他地区，其执政党及领导人均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