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社会文化变迁和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促使中国宗教学界对中国宗教在社会文化发展中的作用，中国宗教的格局与问题，中国宗教与安全、法治、外交以及国际政治的关系等方面，均有了新的认识。在新时期，落实党和政府的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需要宗教研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积极配合。可以预见，我国宗教学正面临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未来数年在基础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上将会出现大的发展和质的突破。为了推动学术创新和学科建设，促进我国宗教学研究，推进当代宗教研究的学科体系和科研方法创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当代宗教研究室于2008年2月底承办了“中国宗教的新生态、新问题和新挑战”学术讨论会。今借本书出版的机会，补写本篇综述，从理论探讨、热点问题和世界视角三个方面，对改革开放后当代宗教研究的状况，进行一个简要的综述。

本综述旨在回顾总结当代宗教研究走过的30年历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和世界普遍出现的“宗教热”，向当代宗教研究提出了开拓创新的迫切要求，而作为宗教学的分支领域，当代宗教研究却仍处于学术定位阶段。因此，思不成熟或论不系统，都是本综述在所难免的，敬请各位同仁和专家批评指正。

一 理论研究

（一）宗教的本质再探讨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改革开放带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执行和宗教活动的逐步恢复，以及对外学术交流的日益繁荣，一方面为当代宗教研究提供了一个宽松的氛围，反过来也为当代宗教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挑战。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学者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纷纷走向打破学术禁区之路。重新学习和思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宗教的本质和功能问题的论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当代诠释，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在此之前，老一辈学者已经经历过开创时期摸索的艰辛，也品味过学术政治化带来的学术衰落的痛苦。吕大吉回顾说：“对于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持一种开放的态度，马克思、恩格斯是创建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他们在共产主义体系中的权威地位是无可争议的，但他们不是专业的宗教学者，并没有建立完整系统的宗教学理论体系，他们从来没有像‘极左时代’所做的那样把自己的宗教理论说成是至高无上的、唯一科学的。但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宗教学者也会承认他们的宗教理论确有合乎科学的成分，不应像有些人所做的那样对之盲目否定。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对于各种宗教学说，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我们都应采取一种科学分析的态度，不搞绝对化，不搞宗派主义；既不盲目地视之为‘唯一科学’的绝对真理，也不盲目地认其为异己之物而绝对排斥。学术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最需要的东西常常不是别的，而是观念的革新。”419670

中国宗教学理论不同于西方的显著特征，不仅在于立足于中国本土宗教现象的历史与现实，而且在于将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作为观察和解释宗教现象的重要方法。这方面的研究专著有唐尧的《马克思主义与宗教》（1983年）、郑天星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无神论、宗教和教会》（1991年）、施船升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及其相关动向》（1998年）、徐宝德等人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学习指南》（1999年）、王友三编的《中国无神论资料选编》（2002年）、王珍的《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的形成与发展》（2006年）、方宇鹏的《评韦伯宗教思想与马克思宗教思想的对立》（2007年）、龚学增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党的宗教工作方针》（2007年）、卓新平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宗教观研究》（2007年）等。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和中期，中国宗教学术界首先围绕“宗教与鸦片”、“宗教的定义”问题展开了一场所谓“南北论争”，深化了对马克思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之论断的理解。

20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没有提及马克思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论断，但强调“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宗教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深刻的社会根源，就在于人们受这种社会的盲目的异己力量的支配而无法摆脱，在于劳动者对于剥削制度所造成的巨大苦难的恐惧和绝望，在于剥削阶级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