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论：问题的提出

在基督教研究范围内，人们一般将“神学”纳入基督教会体系的内部建构之中，认为“神学”是“教会的思考”，是基督徒“信者的言述”。因此，长期以来，正如在信仰层面上曾有过的“教会之外无拯救”的说法那样，“教会之外”或“信仰之外”无“神学”似乎也成为人们在认知神学或基督教研究上的一种“共识”。德国新教著名神学家潘内伯格（Wolfhart Pannenberg，1928年～）曾把“神学”称为“上帝的科学”，并撰写了《系统神学基本问题》（1967年）、《科学理论与神学》（1973年）和《系统神学》（共三卷，1988～1993年）等著作来论述神学的意义与定位。虽然他在其“神学人类学”理论中亦承认，自近代以来，神学正日益明显地以对人的理解来奠定其基础，因而探讨上帝的本真之出发点已转移到人类本身及其对世界的体验，但在其“神学”的基本立意上仍然强调，神学乃旨在超越世人及其历史和世界的那种“终极意义及目标的宇宙性真理”；由此而论，他认为“关于上帝的真正和确切的知识”只能以“上帝的自我启示”为基础，只有当“启示作为历史”、进入历史而与人发生关系时，人才可能认识上帝。这种“神学”观乃是一种“启示神学”观，其揭示的对“上帝”的认知乃是神启的、先验的、具有前提性的。在他看来，“关于上帝的所有言论，都基于一个事实之上，即我们拥有某些关于整个世界的最终目的和目标的前提性知识”；若离开“神启”，只是从人性、人的需求、兴趣和经历来言说“上帝”，那么这种“言说”对潘内伯格来说就只能算是“关于上帝的人类想法”，而根本不是“神学”。419789按照这种逻辑推理，“神学”基于“神启”，人们只有通过上帝的“自我启示”才能认识上帝，也才能言说上帝，但这种“神启”与个人的关系乃是一种“认信”关系，即需要受到启示者有一个“信仰表白”，否则人未能接受圣灵之光，仍然只会在黑暗中盲目摸索，找不到出路。由于把“神学”与“启示”相关联，并认为人的“认信”和“得救”亦在于接受到“启示”之光，这里就涉及一个“言说”上帝的“权力”和“权利”问题。正如在基督教研究中曾听到个别基督徒所言，“神学”乃“教会”和“基督徒”的“专利”，如果没有“认信”、不是“基督徒”，则没有“资格”和“权利”来谈论“神学”、研究基督教！

那么在“找寻”这种“资格”和“权利”时，能否一帆风顺呢？所谓“启示”在基督教信仰中被表述为“上帝的自我说明”，而世人又只有通过上帝的这种“自我启示”才能认识上帝，这种与“启示”的接触和发生关系遂成为关键所在。然而，基督教关于与“启示”的关系一般只有“主观”和“客观”两种途径。所谓“主观”途径乃指被“圣灵”充满或观照，从而是在一种“神秘”的体验中获得“启示”。但这种“神秘契合”的“体验”是一种隐秘性、排他性的“内在灵恩”作用，既难于“言说”，亦根本就说不清楚，它在“神学”中亦仅被视为“神话”式、“奥秘”式表述，不能被神学理性所把握或涵盖。而且，当人自己“宣称”“拥有神启”时，谁能对之“确定”或“见证”，谁会真正给予人这种“自我宣称”的“资格”或“权利”！至于“客观”途径，则是基督教关于《圣经》性质的断言。基督教神学从一开始就把《圣经》作为“启示”的“标准记录”，所谓“启示神学”实际上乃落实在“圣经神学”上。不过，根据严格的、科学的、历史的考证，《圣经》所载仍是“人言”而不是真正的“神言”。尽管有人宣称《圣经》撰写者是受“启示”的感动而记载下“神言”，却仍留下了明显的“人言”痕迹，其“权威性”只是来自“教会”的“信仰”，而“教会”仍是由“世人”——尽管是“基督徒”——所组成的，其“信仰的权威”仍然是相对的、属世的，而其“宣称”也仅能使“信者”“信”，达到“信”则“灵”之效，但在“基督教信仰”之外却会“失效”。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所谓“神学”研究的“资格”或“权利”问题，强调是“教会”的“专属”或“独属”也仅是传统教会认知上的“一厢情愿”，并没有真正的、客观的公认性或公度性。随着基督教作为一种“普世宗教”在全球范围的传播、影响，使之有了更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教会之外无拯救”已因基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