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和梵蒂冈419813的关系经常成为国际媒体报道甚至炒作的热点。中国和梵蒂冈的分歧、中国和梵蒂冈关系的进展、中国和梵蒂冈何时建交，成为人们重点关注的问题。在过去十余年里，海外少数学者主要是天主教学者和关注中国宗教政策、中国天主教会现状的人士一直在研讨和观察这一问题，出版过一些研究著作、文集和刊物。然而，与研究中国其他领域、其他问题学术著作层出不穷的现象相比，这一领域的书籍只有寥寥数本。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应当归因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和梵蒂冈的关系本身变化莫测及其具有的神秘性、敏感性和复杂性。海外尚且如此，国内学界鲜有涉猎也就不足为怪了。十年前任延黎和笔者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梵关系研究”419814之后，仍然持续关注着这一问题，本文所谈的内容就是这些年观察研究的部分心得和体会，鉴于这一问题的难度和敏感度，本文一定会有许多欠妥之处，错误在所难免，欢迎各方人士批评指教。

中国和梵蒂冈的关系错综复杂，不仅涉及宗教、政治、经济、教育、外交，也涉及中国政府和中国天主教会419815、国内天主教会与普世天主教会、中国天主教会与其他国家天主教会、中国天主教会与罗马教廷和教宗419816等不同层面，似乎有剪不断理还乱之嫌。实际上，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在各种问题、矛盾和关系中，有些是主要的，其他则是次要的和从属的。中梵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中国政府和以梵蒂冈城国为世俗实体，以圣座419817之名为精神实体，领导全球天主教会的最高领导机构，双方如何对待中国天主教会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天主教会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的范围既广泛又深入，既简单又微妙，本文无意重点讨论也不可能论述清楚这些复杂微妙的问题，因此只打算对1949年以来中国和梵蒂冈以及中国天主教会的关系发展作简要回顾；然后对中国政府和梵蒂冈各自的诉求和分歧进行分析；最后对中梵关系究竟是中国政府和梵蒂冈之间的双边高层关系还是中国政府、罗马圣座和中国天主教会三边的互动关系及相关问题作粗浅的探索。

一 1949年至今中梵关系的基本脉络

罗马天主教最早于元朝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传入中国，截至1943年，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扩展经历了传入、消失、再传入、停顿和又一次传入的曲折过程。其间既有和平传入，尊重中华文化传统的历史，也有受西方“保教权”保护与帝国主义者纠缠不清的故事。1922年为摆脱西方列强的制约与影响，梵蒂冈派意大利人刚恒毅（Celso Costantini，1876～1958年）抵达中国，担任罗马教廷驻中国天主教会的宗座代表（apostolic delegate）。1933年刚恒毅返回罗马，其继任者蔡宁（Mario Zanin）来华履新。值得注意的是，在梵蒂冈外交惯例里，无论是刚恒毅抑或蔡宁，其宗座代表身份并不等于通常所说的大使419818，他们仅有权处理教廷与中国教会的关系，不具有大使的使命和职权，因为中国和梵蒂冈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换句话说，截至1943年，梵蒂冈仅仅与在中国的天主教会有宗教上的联系，与中国政府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正式的官方外交关系。

1943年梵蒂冈与民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所以1943～1949年梵蒂冈与国民党政府之间有外交关系，与中国天主教会有宗教关系。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留居南京的宗座大使（nuncio）黎培理（Antonio Riberi）不仅未向新中国政府作任何承认意向的官方表示，相反却在暗中采取了许多反对新政权的行动，最终于1951年9月以“帝国主义分子摩纳哥侨民”身份被“永远驱逐出国境”。4198191952年10月黎培理在香港停留一年后迁往我国台湾省，负责处理与当地天主教会的关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梵关系经历了错综复杂曲折反复的几个发展阶段，以下是对这段历史的简要概述。

第一个阶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58年中国天主教第一次实行自选自圣主教，走上独立自办的道路。这一阶段中国政府和梵蒂冈官方没有接触，只有对抗。在东西方冷战背景下，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与斗争异常尖锐，庇护十二世和教会的一些领导人公开发表反共言论，对普通神职人员和教徒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但在1949～1955年期间，梵蒂冈仍然可以单方面行使自己的宗教权威，任命18个中国人担任主教。

1957年，经过一系列的筹备工作，中国天主教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