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看来，宗教既是一种历史现象，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生活（常态的或形成某种运动），其核心是对超人间、超自然力量的信仰。人们在宗教生活中会产生不同强度和诸多形式的心理体验，会在个人或群体的层面上表现出不同程式的崇拜行为。宗教生活不仅具有不同的行为规范和组织制度，而且会形成包括神话、神学和一系列象征在内的累积的传统。人们在宗教生活中把握生活（生命）的意义价值，获得身心的转变，并由此引发（或期求）社会的或文化的转变。

宗教的发展演变是个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历史过程：既有宗教自身的内部因素，亦有其所生存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外部因素；既有无数个人的以宗教体验为基础的宗教创新，也有群体认同、社会制度和文化再生产的建构与淘汰机制；既有观念（或教义）、行为规范、圣时（节）圣地圣徒、仪式等累积而成的传统，也有因时因地因人而出现的变通与调整。这些因素构成宗教演变的动力，它们之间的互动关联十分复杂，使古往今来的宗教千姿百态。在宗教的演化路径方面，我们不是把不同的宗教形态简单地置于一个阶梯式的、新版本覆盖旧版本的上升序列中，而是将不同的宗教形态看做是一株生生不息的大树上的有粗有细、有枯有荣的不同枝杈。

中国历史上的特定宗教形态很多很多，如儒教、道教、佛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如祅教、犹太教，如八卦教、一贯道，等等。研究每个宗教传统的人都有一肚子的问题需要在理论上作出解答。然而从宗教学理论的角度看，从当下中国宗教的发展态势看，我们认为需要调动一定的学术资源，加大对中国民间信仰的研究。因为民间信仰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仅仅是个历史“遗存”，它还是很有生命力的“活态”文化，在我国许多地区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最近几年来，有关东北、华北、西北、东南地区的民族学、宗教学和民俗学的田野调查报告，也反映出民间信仰在整个中国并非个别现象，不仅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而且在一些地区，无论从信众人数看，还是从宗教活动场所的数量上来说，甚至超过了当地的“五大宗教”（指我国政府正式承认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2002年和2003年我们在福建调查民间信仰时发现，全省民间信仰活动场所总量，是全省五大宗教活动场所的4～5倍。有些地方比例更高，有些地区正式登记的五大宗教活动场所只有40多个，而10平方米以上的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却有400多个。

然而，需要加大研究力度的理由，不仅仅在于其数量多、信众广，更重要的是它在政策研究层面和理论研究层面，都给我们提出了挑战。当我们现有的理论面对民间信仰的现象，概括有所不足或解释有所乏力时，我们首先不应去指责现象，说这不应该那不应该，而应当把事实的存在视为挑战，并把挑战视为理论发展的机遇。我们在这几年的调查研究中，感到民间信仰问题确实在推动我们在理论上的思考深入一步，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我们认为值得深入探索。

一 如何跳出“要么全部肯定、要么全部否定”的怪圈？

我们知道，在民间信仰是否存在的问题上，似乎没有什么争议。对民间信仰存在的规模和范围，虽有争论，但属于调查技术和预设尺度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事实判断的层面上，人们是在同一个方向上作判断，认为这是一个不能不承认的事实。真正深层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民间信仰，即对民间信仰作出怎样的价值判断。但是在这个价值判断的层面上，人们会作出截然相反的判断。有的说这是草根文化，这是文化遗产，或直截了当地说这就是本土宗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尊重和宽容；但有人说这在古代属于“淫祀”，在今天属于封建迷信，是落后的和反科学的东西，应当彻底否定。

两种不同的判断可能导致理论上的不同归纳和解释，也可能导致在政策上作出不同的决定。如果照这种非此即彼的判断行事，也许就会出现“要么全面肯定、要么全面否定”的局面。这种认识上和行动上的一刀切，理论上的形而上学，不利于社会和谐，因为这既不实事求是，也不顺乎民心。

如果我们转变思路，也许会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当我们把民间信仰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制度化宗教进行比较时，它是一个整体、一个独立的范畴。但是当我们深入考察和分析民间信仰时，就会发现它的内部如同其他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