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作为人类历史中最古老的社会现象之一，一直就与和平、战争和安全问题有关。但长期以来，权力政治作为国际事务中的“通用货币”419838和主流话语，一直“流通”于西方国际关系学界，而宗教问题则被国际关系研究者置于边缘地位。冷战的结束使被美苏两极对抗所掩盖的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得以释放，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当前，宗教因素在后冷战国际关系体系中的作用正在迅速提升，世界上的重大事件或多或少均有宗教的动因。用塞缪尔·亨廷顿晚近的话来说，9·11事件标志着20世纪作为意识形态冲突世纪的结束，以及从文化和宗教信仰角度自我界定时代的到来。41983921世纪开始受到“认同战争”的困扰，而“宗教极端主义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预期之结合”，已被西方学者视为“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最大威胁”。419840有学者甚至认为“争夺新世界秩序灵魂的斗争已经发生，并且认真看待文化和宗教多元主义已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对外交政策的挑战之一”。419841

“宗教的全球复兴”和“世界性非世俗化”趋势正在使宗教“回归”到国际关系和安全的研究之中。419842面对当前国际关系“非威斯特伐利亚化”的挑战，国际关系学界扩大了研究范围419843，各种研究进路应运而生，试图将宗教和宗教安全融入国际关系研究。有学者还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神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logy）419844来弥补当代国际关系研究对宗教的忽视。本文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试对国际关系中出现的宗教安全问题进行简要分析，并探讨中国应对宗教安全问题的不同策略。

一 国际关系中宗教安全问题的凸显

在后冷战的世界里，全球化已无处不在。除了人们熟悉的经济、政治、传媒等领域的全球化飞速发展之外，宗教领域也出现世界性复兴趋势，“宗教全球化”被视为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419845宗教信仰人群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增长，这在基督宗教（尤其是五旬节派等）、伊斯兰教和部分民间宗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基督教新教保守派和伊斯兰教保守派势力的持续增长，更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宗教最引人注目的两大趋势。419846

全球宗教大规模复兴从不同方面塑造了当今国际政治格局，对现行国际关系原则和制度构成了挑战。宗教政治化和政治宗教化现象的出现419847，突出了国际安全中的宗教因素，其中显而易见的便是宗教对国际和地区性冲突的影响。当今世界无论是恐怖袭击、种族动乱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还是巴以僵局、南斯拉夫内战等地区冲突，都具有深刻的宗教根源。宗教信仰所具有的排他性、由宗教认同导致的持久憎恶感、对宗教圣地的争夺，以及宗教边界与政治边界的交错，都增加了宗教问题引发区域性冲突的可能性并加大了这些冲突的强度和烈度。冷战结束以来“弱国强宗教”已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和国际关系的“新景观”，这也使一些国家的内部冲突失控和外溢，使宗教在世界范围更加政治化和安全化并更具对抗性。全球宗教复兴也加剧了跨界宗教和民族流动，导致国际宗教散居社会的形成，并造成所谓双重和多重认同问题，如伊斯兰教已成为欧洲除基督宗教以外的第一大宗教，但仍非欧洲或欧洲人的宗教，“穆斯林移民”的社会整合已成为困扰英、法等国的严重社会问题。419848

不仅如此，9·11事件使宗教和宗教安全问题日益成为西方各国外交政策的重要考量，美国朝野尤其是外交和安全权力建制目前已开始逐步摆脱忽视宗教因素的“启蒙主义偏见”，并开始从国家安全和战略的高度来看待宗教问题，不仅把宗教自由看成人权问题，而且视之为“国家安全的一个界定因素”419849，甚至是某种“硬性”的地缘政治和“国土安全”问题419850，推进所谓宗教自由被视为对宗教极端主义的解药和宗教反恐的利器，实际上已将宗教问题与传统安全问题等量齐观。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第一任主任托马斯·F.法尔（Thomas F.Farr）在最近一期的《外交》（Foreign Affairs）上，就再次呼吁美国外交应把“保护和扩大宗教自由作为其核心因素之一”，并宣称“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心议题是伊斯兰恐怖主义”。419851目前在美国，宗教自由问题已与人权问题脱钩而成为独立的外交政策议题，宗教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已出现立法化、机构化、国际化、草根化等趋势，对所谓国际宗教自由的关注可被视为美国自越战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