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2011年，印度城市地区女性劳动参与率处于极低的状态，并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陷入了停滞。尽管经济增长率不断提高、生育率下降、工资待遇和教育水平不断提升，但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始终徘徊在18%左右。对5项具有代表性的大型微观截面调查的分析表明，供需影响的综合作用导致了这种发展停滞。主要的供应端因素是家庭收入的提高、丈夫受教育水平的改善以及受过高等教育女性的选择性下降。在需求端，使用女性劳工的生产部门增长幅度最低，因此雇用产业结构的变化实际上导致了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JEL代码：J20，J16，O15。

过去20年，印度经济迅速发展。在这其中，服务业为经济增长做出了较大比例的贡献（Bosworth and Collins，2008）。此外，印度还经历了生育率大幅度下降、教育迅速扩张以及教育性别差异的消弭，同时劳动力市场的教育回报也得到了提高（Kijima，2006；Pieters，2010）。在这一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印度城市地区女性劳动参与率保持在18%左右的低水平的现象，则让人感到不解。考虑到上述因素，人们会认为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比例会有所上升，尤其是在女性受教育程度较高以及白领阶层集中的城市地区。

尽管教育水平不断提升，经济迅速增长，但印度城市地区的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增长一直保持停滞。本文的目的就是探析这一现象的原因。标准的劳动力供给模型以及之前关于女性劳动参与率和经济发展的研究（Goldin，1994；Mammen and Paxson，2000；Blau and Kahn，2007）表明，教育水平的提高及白领工作机会的增加，应该可以通过提高收入水平，降低对女性工作的社会歧视，从而吸引更多的女性转化为劳动力；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由于众所周知的收入效应，家庭收入的增加也可能会导致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

经济总体增长、生育率降低、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但女性劳动参与率停滞不前，这一现象并非印度一国所独有。在中东和北非的许多国家中，尽管女性的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但在雇用市场中仍然存在着巨大而持久的性别差异。造成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是此类地区对女性工作的保守态度（参见Gaddis and Klasen，2014），而在印度也可能存在类似的原因。

出于下列理由，理解女性劳动参与率停滞的原因十分重要。目前，印度的人口年龄结构具备一定优势，工作年龄人口份额较大且仍在不断增长，受赡养者人数比例相对较低。关于印度未来经济增长乐观的估计通常会提到这一人口红利。据说，在1965～1980年，人口红利对东亚国家高人均增长率的贡献达到大约1/3（Bloom and Williamson，1998；Bloom，2011）。然而，国家人口红利的收益取决于男性与女性工龄人口的生产性就业。实际上，较高的和不断增长的女性就业率将推动生产力更大的发展（世界银行，2011），也对维持东亚的高经济增长率至关重要（Klasen and Lamanna，2009；Young，1995）。

除了女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之外，女性劳动参与率增长的停滞对女性从经济增长中的受益程度也存在着一定影响。就业和收入是议价能力的强大决定性因素，而就业与收入又对女性和儿童的福利产生影响（Qian，2008；Anderson and Eswaran，2009；Afridi et al.，2012）。如果存在阻碍女性劳动参与的结构性经济或文化障碍，那么女性也就无法利用这些机会。

在本文中，我们使用一个简单的模型，对1987～2011年的个体层面横截面数据中的女性劳动参与率进行了估计。我们对这一模型每一观测年份进行了单独估算，此外还对受教育水平较高和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女性分别进行了估算。我们的估算结果对各种因素对女性劳动参与率及其变化的影响进行了详细解释。我们发现，教育水平与劳动参与率之间有条件的关系呈“U”形，这就解释了社会歧视对受过一定教育的女性在技巧性较低工作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同时，我们发现，如果家庭收入较低或处于经济不保险的环境中，那么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往往被迫参加工作；而如果这些女性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且处于一个更为保险的经济环境中，那么她们从事技巧性较低的工作便会受到社会歧视。普遍而言，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在做出参与劳动的决定时，似乎较少受到家庭环境方面的限制。

随后，使用这些估计结果，本文进一步将1987～2011年女性劳动参与率增长停滞的原因分解为：协变量的变化、行为的变化以及不可观测变量的变化（Fairl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