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发展中国家呈现一种与其城市化水平并不相称的城市高度集中现象。从人口过剩、拥堵以及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而言，城市高度集中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一种理论文献指出，城市高度集中可能是限制性贸易政策所引发的集聚力量的结果。然而，另一种理论文献指出，贸易自由化本身会通过促进可更好联结国际市场的大型城市中心的发展，使得城市集中进一步加剧。目前，判断这一问题的实证依据仍相对较弱；现有文献中，贸易政策的衡量不足（或者不合逻辑地使用贸易量衡量贸易政策）。这里，我们借助新的关税分解方法对这一假设进行实证检验。我们还借助贸易自由化和贸易非自由化国家的城市在实施贸易自由化前后的表现作为对照组和实验组进行了分析。我们发现（控制了有港口的最大城市，能够更容易进入外部市场）贸易自由化会降低城市集中度。JEL代码：F1，R1，O1。

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城市集中程度呢？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呈现了高度的城市集中。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被认为是一种可能的原因，它使得某一国家内一个或两个城市远超其他所有的城市地区。图1（a）和图1（b）借助城市集中度的两种衡量指标——（1）1985年最大城市中的城市人口占比；（2）1985年某些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经济体中城市人口的赫芬达尔指数——进行举例说明。当然，图中所观察到的城市集中水平并非近期的现象。大约在1930年，当发展中经济体平均城市化水平约为12%时，有16%的城市人口居住在14个人口超过50万的大城市中。发达经济体早在1880年就达到了类似的城市集中水平，当时发达国家的平均城市化水平更高，为23%。发展中经济体大城市的数量以及大城市中城市人口占比在1930～1980年迅速增长。1980年，发展中经济体城市人口占比为43%，与发达经济体持平。然而，发达经济体的城市化水平达到了65%，而发展中经济体的城市化水平仅仅达到了这一水平的一半。^[1]近期的一份调查指出：“由于首位城市总是国家首都，它们是决策和舆论形成的中心。因此，这些城市可以从经济上和政治上主导它们的国家。”（Balchin et al.，2004：第64页）

图1（a） 最大城市中的城市人口占比

图1（b） 城市人口的赫芬达尔指数

政策制定者和国际机构担忧这些大城市中的人口过剩、拥堵、犯罪和“城市等级不平衡”的成本。^[2]城市和发展经济学文献指出，尽管在经济发展初期，高度的城市集中可以在基础设施和信息存在溢价时通过保护经济基础设施和改善信息溢出效应而展现出良好的效应，但在经济发展的后期高度的城市集中会导致资源错配。^[3]一旦城市集中达到一定水平，规模经济效应逐渐耗尽，大城市便会转变为基础设施成本高、拥堵的地方。这种资源错配的后果既是静态的也是动态的。例如，亨德森（Henderson，2003）研究表明过度的城市集中对于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鉴于城市过度集中后果的严重性，自然要探讨的问题就是其原因。目前大量的文献认为所观察到的城市集中水平来源于政治制度的本质和其遵循的政策选择（Ades and Claeser，1995；Krugman and Livas，1996；Henderson and Becker，2000；Davis and Henderson，2003）。一个观点是国家政府可能会更青睐某些城市。受到青睐的城市可能是首都城市（墨西哥城、首尔、伦敦或巴黎）或传统的精英城市（伊斯坦布尔或圣保罗）。这种偏爱可能表现的形式是省级交通或通信网络的投资不足、金融市场和交易的限制、受偏爱城市中的精英在获得执照、配额、生产和贸易权利等方面的优惠待遇以及地方公共服务的不按比例分配。^[4]

另一种观点的提出沿袭了此类思想，也是我们在本文中所实证检验的。这一观点是大城市可能源于限制性贸易政策的采用。关于贸易政策对城市集中度影响的文献研究由两代人的模型进行分析。新一代的模型与旧一代的模型存在两方面差异：（1）放松了旧一代偏好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2）将旧一代模型中外生的区域规模经济内生化。这两代均包含假设国家内部位置相同或引入一些地区间所固有的非均质特征的模型。

在一个国家空间内的相同位置，贸易对城市集中的影响通过不同的渠道发挥作用，这取决于特定模型中采用的规范。早期的文献，以亨德森（1982）为例，发现在完全竞争和外部区域规模经济的情况下，大城市行业保护通过将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