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安得拉邦民营糖品加工者采用一种罕见的垂直协作形式：他们在甘蔗收割几周前就选择蔗农发放“许可证”，明确蔗农在一个短时间内交付指定数量的甘蔗。本文探索加工者使用事后许可（ex post permits）而不是事前生产合同（ex ante production contracts）这种导致农民面临不确定性的做法的原因。根据模型预测结果，在当前政府的糖业监管（纳入了甘蔗限制底价，并对蔗糖加工者划定了法定垄断专采区）下，事后许可带给加工者的利润比事前合同或现货市场都高。采用事后许可制可以在农民之间创造竞争，让其竞相提高甘蔗质量，从而在提高蔗糖加工者利润的同时提高了农民的成本。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向民营糖厂提供甘蔗的农民单位生产成本比合作社保护下的农民更高。JEL代码：L14，L22，L66。

2012年度，印度是全球仅次于巴西的第二大蔗糖生产国，其蔗糖产量占全球产量的近19%［联合国粮农组织年统计数据库2014年度数据（FAOSTAT，2014）］。蔗糖产业对于印度农业经济至关重要，其甜品生产、运输和加工覆盖印度约7.5%的农村人口，涉及约4500万蔗农并雇用大量农业劳动力［印度政府2014年度工作报告（Government of India，2014）］。制糖业是印度农业加工产业中的第二大产业，几乎占到印度工业总产值的3%［粮农组织2014年度统计数据（FAO，2014）］。

印度政府对蔗糖、糖品和相关产品制定了各种关于价格、销售和分销的政策并予以执行。政府对此进行干预的初衷是给蔗农提供价格保护，确保糖厂通过保护价格获得甘蔗供应、促进糖业生产、确保消费者获得价格合理的糖品供应。然而，这些错综复杂的政策结构，导致社会对这些相互作用的规定如何影响甘蔗和糖品产业链里参与者的福利产生了严重质疑。本文探讨印度一个主要产糖邦糖品加工者所采用的一种独特的甘蔗收购机制。文章表明该机制是作为这些政府政策的直接后果而产生的，是将蔗农租金转嫁给糖品加工者的工具。

印度安得拉邦地处热带。甘蔗收割的几周之前，蔗糖加工者就选择蔗农发放“许可证”，明确蔗农在一个规定的时间段内交付指定数量的甘蔗。为什么这些在农户之间创造了不确定性的事后许可证，在安得拉邦代替了事前生产合同制？根据理论模型预测结果，在当前的政府糖业监管（纳入了甘蔗限制底价并对蔗糖加工者划定了法定垄断采购区域）下和该邦市场情况下，事后许可制给加工者带来的利润比事前合同或现货市场都高。具体来说，模型显示出该机制可以通过引导农民彼此竞争提高甘蔗质量（他们无法从印度的蔗糖限制底价中获得补偿的一种利益）去获得许可，这一机制使得租金从蔗农转嫁到私人所有的糖品加工厂。

我们用2008年秋季的入户调查数据对该模型的预测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明确显示该模型的预测，即由于租金从农民转嫁到民营糖厂，民营糖厂选择事后许可比采用其他现有可选采购方式更加有利可图。其结果还显示许可制政策降低了效率，因为农民竞相提高质量而不断增加的成本超过了提供给加工厂优质甘蔗而获得的价值。

虽然印度糖业对于其经济至关重要，但却鲜有对该行业或其复杂的糖业和甘蔗政策所进行的经济分析。迄今为止，已有相关研究对马哈拉斯特拉邦制糖合作社进行研究（Banerjee et al.，2001；Lalvani，2008）并对各种组织形式包括民营糖厂、制糖合作社和公有（国有）糖厂的技术效率进行比较（Ferrantino and Ferrier，1995；Ferrantino，Ferrier and Linvill，1995；Patlolla，Goodhue and Sexton，2012）。据笔者所知，尚未有人对印度民营糖厂采取的具体甘蔗采购方法进行研究，也没有人对产品质量和政府政策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帮助理解印度糖业和甘蔗政策的经济影响，同时对当前不断增长的关于发展中国家各种农业采购机制影响的相关文献加以补充（例如Fafchamps，Hill and Minten，2008；Reardon and Minton，2011；Barrett et al.，2012）。这些关于印度的研究，大部分都解决了农业合同的问题，但并未探究许可制度，而这就是本文所聚焦之处。早期研究对按合同种植某种作物和不按合同种植该作物进行了经济上的比较（Haque，1999；Dileep and Grover，2000；Dileep，Grover and Rai，2002；Dev and Rao，2004），或与相竞争的传统作物做比较（Bhalla and Singh，1996；Chidambaram，1997；Rangi and Siddhu，2000）。大部分研究发现签订合同进行种植的农户净回报更高。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