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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皮书的发展及其意义——以《浙江蓝皮书》为个案
    ——以《浙江蓝皮书》为个案

    作者:万斌 杨建华 出版时间:2011年08月

    自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了作为总理基金项目的经济蓝皮书编撰工作以来,到2002年,全国已有30余个省市开始了蓝皮书的编撰工作。有的省市每年还编撰多部蓝皮书,如吉林是四部:经济、社会、农村和东北亚,同时还将这四部的总报告和当年有关重点、热点的篇章抽出专门编一本简本;上海是四部:经济、社会、城市和文化;湖南、湖北、北京、重庆、辽宁、广州、武汉等是两部,即经济与社会;其他省市一般都有经济社会合二为一的一部,由此形成了一股西方媒体眼中的中国“皮书热”。那么中国皮书为什么会得到如此快速的传播和发展?它的传播和发展究竟有什么价值和意义?这里我们试图以《浙江蓝皮书》为分析个案来透视这一现象。

    一 《浙江蓝皮书》的发展历程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主持编撰的《浙江蓝皮书》已迈进了第七个年头。筚路蓝缕,众擎易举,浙江社科院坚持了下来,并获得了发展。1995年,浙江社科院正式立项启动了院重大课题《浙江蓝皮书》的研究、编撰项目,于次年推出了第一本由院社会发展评估中心策划、组织、撰写、主编,带学术性质的《浙江蓝皮书》。《浙江蓝皮书》坚持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为公共政策选择提供理性观照,为社会公众提供资讯参考,为后人提供翔实史料,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受到了人们普遍欢迎,并列入每年我省“两会”代表、委员的基本阅读材料。

    浙江是文物之邦,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学术昌盛,传统文化研究人才荟萃。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浙江分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和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她在传统文化研究领域有着深厚的学术基础和研究力量,涌现出了大量优秀成果,而在经济社会政治等现实领域则优势明显不足,研究力量薄弱,在为省委、省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决策服务方面规模不大,力度不够,声音不响。尽管社科院在一段时间内也进行了大量而艰苦的科研力量、科研布局、科研重心的调整和转轨,并产生了一批为省委、省政府领导肯定、被社会各界看好的现实问题研究优秀成果,但由于缺少一个很好的载体,缺乏一个有效的切入点,因此这些研究还是零散性、突击性、应对性的,还拿不出拳头产品,形不成服务规模,积聚不了学术优势。

    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了作为总理基金项目的经济蓝皮书编撰工作,同时又开展了社会发展评估研究。这给浙江省社科院有志从事现实问题研究的科研人员以很大的启示,早在1991年,浙江省社科院《浙江学刊》的研究人员就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与社会指标”课题组编制的一套社会发展评估指标体系,对浙江省1990年的社会发展水平进行评估与分析,找出了进步之处和差距所在,提出了对策与建议。这可视为《浙江蓝皮书》编撰的最初萌芽。

    《浙江蓝皮书》的编撰从开始动议到正式启动,都得到了浙江省委、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支持。浙江省社科院第一次正式提出编撰蓝皮书的设想是在1993年。当年5月,院专门向省政府递交了《关于编撰“浙江省社会—经济发展蓝皮书”的请示》报告,提出由社科院负责《浙江省社会—经济发展蓝皮书》的编撰。1993年底,浙江省社科院又提出与省政府办公厅合作编撰《浙江蓝皮书》。省政府秘书长专门批示同意这一提议,指示由一位副秘书长牵头,省政府办公厅、省社科院、省统计局联合主持,具体实施由省社科院情报研究所、省政府办公厅信息处、省统计局综合处和11个市(地)政府办公室负责。课题组即刻向省科委申报了“浙江省社会发展水平评估与分析研究”重大软科学课题。尽管最后由于其他因素,秘书长的这一批示没有得到落实,课题没能立项,《浙江蓝皮书》的编撰工作没能于当年就马上启动,但以社科院为主,联合有关实际工作部门与高校、科研单位人员共同参与进行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编撰蓝皮书的模式已基本确立。

    因此,在1995年,浙江省社科院为切实加强对本省的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推进本院现实问题研究的力量整合与学术发展,专门成立了由分管副院长牵头的社会发展评估中心,负责《浙江蓝皮书》的编撰工作。自此,《浙江蓝皮书》步入了一条尽管艰辛却越走越宽阔的发展之路。

    1996年浙江省社科院主持编撰的第一部《浙江蓝皮书》出版,省内各大媒体都相继做了大量报道与宣传,引起省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