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献综述

国内理论界对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的研究，始于学者们对城乡二元经济的持续关注。陈伟和白彦（2013）认为，“三农”问题主要是因为农民没有享受到最基本的公共品。相较于城市，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是不足的，主要表现在：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农村基础设施严重落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严重不健全等（汪锦军，2011）。究其原因，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①许多学者（曾红颖，2012；吕炜、王伟同，2008）认为，原因在于城市偏向的非均衡发展模式、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其派生的制度安排，农民由于受到“身份”制约，没有真正享受到国家应当为他们提供的基本公共品。②政府的非农偏好（祁毓，2010；丁菊红等，2008），由于投资农业的效益低下，政府不愿意在农村更多地投入公共品。③财政能力约束，一些学者（汤学兵，2009；孙得超，2013）从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基层政府的财政困境出发，认为农村基层政府在财政压力下没有能力提供公共品。大量的研究表明，实现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已经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以后，随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理念的深入人心，理论界研究的重点开始转向如何实现城乡公共品的均衡供给。王祖强等（2009）认为，转移支付保证城乡基层政府拥有提供大致相同公共服务的财政能力，从根本上促进了城乡公共品的均衡供给。胡祖铨等（2013）认为，下级政府对上级转移支付的依赖会降低其征税的努力程度，对城乡公共品的均衡供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之观点相类似的是，余兴厚（2009）认为，完善公共财政制度有利于城乡公共品的均衡供给。王雍君（2006）则认为，中国目前大量的财政转移支付具有“逆均等化”的效果。马国贤（2007）强调，应该按照基本公共服务最低公平标准增强农村基层政府财力，使其具备自我提供基本公共品的能力。樊丽明等（2008）通过对山东省3市16镇的实地考察，认为实现城乡基本公共品均衡配置的关键在于完善财政体制。上述观点尽管表述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都强调政府在实现城乡公共品均衡供给中的主导作用。

与中国典型的二元经济社会不同，在国外，城乡差距问题一般不是主要的社会矛盾，但地区之间会出现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因而，公共品供给不均衡的现象更多地体现在地区之间，而非城乡之间。基于此，国外学者对公共品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问题的研究并不多见。其中，麦克米兰和图福尔（McMillan and Tuffour，1988）通过对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地区的道路、教育、医疗等公共品供给中政府投入的城乡比较中，发现农村公共品需求价格与城市部门相比缺乏弹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城乡公共品供给的差异问题。相比之下，国外学者对公共品在地区之间的均衡配置问题则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格兰德（Grand，1982）和范德威尔（Van de Walle，2005）对公共品在地区间配置不均衡现象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了公共品供给不均衡的普遍性和后果的严重性。米歇尔·帕西昂（Michael Pacione，2001）对大都市内区域之间公共品供给水平的差异性进行了分析，指出这种差异性产生的原因是：各地区之间财政能力与公共品需求之间差距的不同。博特·霍夫曼、苏珊娜·卡德罗·奎拉（Bert Hofman and Susana Gordeiro Gurra，2005）对中国和东南亚几个国家国内地区的财力状况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目前这些国家地区间的财力差异很大，由此导致了各国地方政府提供公共品的巨大差异。除了实证分析外，国外的学者也提出了公共品均衡配置的解决方案。米歇尔·帕西昂（2001）认为应该在地区之间实行财政均等化政策。桑贾伊·普拉丹（Sanjay Pradhan，2000）则给出了农业支出的基本方法，特别强调了发展中国家在农村地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作用。

综合来看，已有的国内相关研究大多侧重于对现状描述与解释，以及方向性的改革对策，而没有提出一个完整的城乡基本公共品均衡配置问题的研究框架和系统的解决方案。国外的相关研究则很少关注如何解决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的矛盾问题。我们应当看到，公共物品在中国城乡之间的非均衡供给问题，是在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条件下产生的，理论界已有的对策研究大都停留在财政制度层面上，而忽略了财政制度安排背后的体制转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