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居家养老：小细胞引发大话题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快速的人口老龄化进程。按照国际常用标准，一国总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达到10%，或者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达到7%，就意味着该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按照这一标准，中国于2000年进入了老龄化社会^[1]。2015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2.22亿，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16.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44亿，占总人口的10.5%^[2]。随着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生育高峰时期^[3]出生的人口逐步进入老年阶段，到2030年之前，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还将进一步加速。有关预测显示，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将达到2.43亿，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16.33%；2030年这一数量将达到3.46亿，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增至22.97%^[4]。

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以及规模庞大的老年人口的出现，使养老问题迅速突破了个人和家庭的范畴，逐渐上升为一个事关保障老年人权益、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拉动消费、扩大就业，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中长期战略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冲击，成为个人、家庭、政府、社会以及产业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2013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功能完善、规模适度、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的具体目标，并提出届时“养老服务产品将更加丰富，市场机制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业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具体要求。同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也明确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老年服务产业”的具体要求。2015年10月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重申了“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的要求。毋庸置疑，在上述政策措施的推动下，中国的养老服务产业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文件的出台，不仅明确了构建养老服务体系、发展养老服务产业的战略意义，也对如何构建养老服务体系提出了明晰的顶层设计。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所做的战略部署中，明确提出建设“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的具体目标，并提出“推动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相结合，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具体要求。在产业发展上，《建议》提出“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通过购买服务、股权合作等方式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增加养老服务和产品供给”的具体设想^[5]。

作为一项指导“十三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性文件，《建议》的出台，为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此外，《建议》中对居家养老服务在中国养老体系构建中基础性地位的重申，也预示着居家养老服务势必将成为政府未来构建养老服务体系的重中之重。可以预期的是，在“十三五”时期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内，居家养老服务将迎来更为迅猛的发展。

养老服务体系构建中将居家养老服务确定为基础，不仅源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也取决于中国社会的微观现实。

宏观背景中包含了以下三个层面。首先，老年人口的庞大规模、老龄化的快速发展以及“未富先老”的基本国情，都决定了机构养老仅是中国养老服务的一种补充。其次，从世界各国建设养老服务体系的经验看，在成本效益差异、个人心理特征等一系列因素作用下，在家庭和社区进行就地养老（Aging in Place），也成为各国构建养老服务体系的主导性思路。最后，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在经济增速下降、财政增长受限的大趋势下，包括养老在内的民生工作，更需要注重质量效益导向，强化成本绩效分析。在这一背景下，需要增加大规模投入的机构养老体系建设，将面临越来越多的现实制约^[6]。与此同时，中国当前制定的每千名60岁及以上老人40张机构床位数的标准，已经接近西方发达国家每千名65岁以上老年人拥有40～60张床位的上限，更远高于东亚成熟经济体20～25张床位的标准^[7]。

综上所述，无论从当前发展水平，还是从国际经验或未来资金制约分析，机构养老都不可能成为中国未来养老的主要承担者。能否为规模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