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高度重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2014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就加快自贸试验区建设进行学习时，习近平强调，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的客观要求，是全面深化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必然选择^[1]。2015年10月2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深化上海自贸试验区金融改革试点，为服务实体经济积累经验。

上海自贸试验区不断推进金融创新，在挂牌后的两个月内，“一行三会”陆续出台了51条办法，推出了自由贸易账户、跨境人民币结算、双向资金池等金融创新举措和一系列实施细则，尤其是2015年10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委联合出台的“金改新40条”被认为是新阶段深化上海自贸试验区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回顾两年多来的建设情况，上海自贸试验区逐步建立了以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跨境使用、利率市场化、外汇管理改革为重点的金融制度框架和监管体系^[2]，在金融改革和创新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为其他自贸试验区的建设积累了经验。

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重点之一就是金融改革试点，是国家金融改革的战略部署在上海先行落地。就改革本身而言，一般有两种模式，一是自上而下，如国有银行改制；二是自下而上，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经济改革可以划定特定区域、实施特殊政策进行改革试验不同，金融市场是全国统一的，很难长期封闭运作。从这个角度讲，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改革难点在于要在28平方公里的空间内适应新形势、探索新模式、走出新路子，形成可供全国复制和推广的经验，金融创新的关键是要做到三结合：“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为其后续全面推开积累经验。

一 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设立背景

上海自贸试验区是中国面临“二次入世”考验背景下进行的突破，它的创立是在我国经济减速换挡时期坚持改革开放的一项顶层设计。一方面，近年来，受经济危机影响，发达国家为了促进就业、稳定经济，在对外策略上实行贸易保护，遏制新兴经济体发展，不断针对我国制造贸易摩擦，给我国某些行业造成了巨大损失。应该说，我国自2001年底入世至今已有14年有余，入世红利基本消耗殆尽^[3]。另一方面，多哈回合谈判受阻，国际上TISA（《服务贸易协议》）、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4]、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三大谈判在加速推进。TPP与TTIP将占全球经济总量70%的国家纳入其中，一旦形成，将重塑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格局。2015年10月5日，TPP协议基本达成一致，参与国总计12个，合计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达到40%，超过欧盟。无论是TPP还是TTIP，中国都未被邀请。美国建立这两个自贸区旨在重新定义国际贸易的游戏规则，从实质上确立了其“重返亚洲”的战略布局，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形成阻碍和干涉。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设立，符合未来中国融入国际服务贸易和投资体系的全球化战略框架。在中国有可能启动加入TPP谈判的背景下，上海自贸试验区有望成为中国加入TPP后的首个对外开放窗口。

在自贸试验区设立之前，我国内地还没有自由贸易园区，仅有具备部分自贸园区功能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分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跨境工业区、保税港区、综合保税区六大类，共计100多个园区。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多边贸易日益增加，国际分工进一步细化，产业链条延长至世界各个角落，对人员、资金、商品、服务等要素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上自由流动提出了新要求，即对综合性自由贸易园区提出了需求。这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处于赶超阶段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是难得的机遇。

二 中国金融改革逻辑与上海自贸试验区的金改路线

中国的金融改革奠定了上海自贸试验区金融创新的总基调。将上海自贸试验区的金融开放置于国家新一轮全面性金融改革布局之中，就不难发现，其释放出的正是中国金融开放由局部实施向全面推进的提速信号，中国新一轮金融改革的局部与全面联动格局正在成形。

（一）“双重双轨制”改革背景下的“三个突围”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改革开放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