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习近平强调，“‘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握时间节点，努力补齐短板，科学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李克强指出，“持续打好扶贫攻坚战，深入推进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扶贫事业取得巨大成就，改革开放以来，6亿多人口摆脱了贫困。2015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在中国基本实现，中国成为全球最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然而，我国扶贫开发工作也面临巨大挑战，根据2014年国家统计局统计监测公报数据，我国仍有7017万现行贫困标准下的贫困人口，要实现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平均每年需要减贫1170万，每月需要减贫100万，时间紧迫，任务艰巨。

王儒林提出，“把扶贫开发作为山西全面实现小康最重要的攻坚工程，把扶贫攻坚作为山西最大的民生工程”。近年来，山西经济发展面临重重困难。一方面，全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三期叠加”延续，“两难”问题增多；另一方面，山西也承受着资源型经济艰难转型的阵痛。山西不仅自身发展能力弱，而且因地处中部地区，在国家政策支持方面长期被边缘化，不利于其经济走出困境。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民生问题愈加凸显。尽管山西不断加大扶贫攻坚工作力度，全省扶贫开发工作也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依然存在贫困面积大、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的问题。就贫困形势来说，截至2014年底，山西仍有282万农村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总数的11.8%，高出全国平均水平4.6个百分点。山西共有8060个贫困村，占行政村总数的28.5%；山西共有58个贫困县，占山西县（市、区）总数的50%左右，其中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共有36个，占全省县（市、区）总数的1/3。与此同时，山西也是全国扶贫攻坚的重点省份之一，全国共有14个连片特困地区，而山西就有4个市、21个县被列入国家确定的吕梁山区和燕山——太行山两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对于山西来说，贫困是山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拦路虎”，要完成保持每年减少50万以上贫困人口的脱贫任务十分艰巨，事关2020年所有贫困人口能否如期脱贫，进一步提高扶贫开发效率已刻不容缓。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扶贫工作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以收入作为单一的贫困标准已经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贫困，而更为科学的多维贫困和动态贫困逐渐成为最新的贫困分析方法，有助于准确识别贫困，进而构建精准扶贫机制。因此，本报告拟采用2010～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山西农村成人面板数据，基于贫困主体的个人能力视角，从健康、教育以及生活水平三个维度出发选取10个相关指标，对山西农村的多维贫困状况进行测度，并分析山西多维贫困的动态演变机理，为准确识别和帮扶贫困人口脱贫、发展以及改善民生提供实证依据，为山西的扶贫开发工作、经济发展等提供理论参考。

二 分析框架

（一）基于个人能力剥夺视角的多维贫困理论

阿马蒂亚·森提出贫困形成的根本原因不是简单的“收入”被剥夺，而是“能力”被剥夺或“权力失败”，之所以贫困是因为贫困主体缺少创造收入的能力和机会，贫困不应仅包括收入贫困，还应包括其他客观指标和对福利的主观感受^[1]。此后，多维贫困得到广泛关注。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DI），用以衡量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在对人类发展指数进行补充和完善的基础上，2010年UNDP正式推出了多维贫困指数（MPI）。

国内学术界对多维贫困的研究也逐渐增多。其中，王小林、Sabina Alkire（2009）采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CHNS）对中国城市和农村的多维贫困进行了分析，认为多维贫困理论和方法对贫困进行测量更加合理^[2]。邹薇、方迎风（2011）利用CHNS调查数据，从“能力”方法的视角选用收入、教育、生活质量三个维度对中国的贫困状况进行考察，结果发现多维贫困程度更严重、波动性更大，指出应注重对贫困人口“能力”的开发，从而更加有效地进行扶贫，以消除贫困的脆弱性和持久性^[3]。郭建宇、吴国宝（2012）使用山西农村贫困监测数据，调整了各个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