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乡村记忆”工程对乡村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

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发展，乡村逐渐空心化甚至消失，乡村文化走向式微，乡村文化遗产保护被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坚持让文化遗产在保护与利用中“活”起来，这项工作在中国刚刚起步，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纵观对文化遗产进行挖掘和保护的相关研究，意识到保护的严峻性和如何科学保护发展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有学者指出可持续发展文化遗产是要使其保存得更久、影响力更大、与当代思想文化的交融更深。也有学者指出，中国部分文化遗产尤其是乡村文化遗产还处于“危险期”，人们往往容易注重眼前的经济利益，而舍弃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并对其造成损害。如吉祥的《城市化历程与回望的乡村记忆》（2007.11）、丁永祥的《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文化建设的困境与反思》（2008.11）、刘先琴的《城市化，不能把遗产“铲掉”》（2013.1）认为，伴随城镇化的推进，乡村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变，许多文化遗产被破坏，走向消亡，造成了乡土历史文脉的断裂。郑承庆、罗萍萍、吴声怡的《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文化保护与开发的困境与出路》（2008.5）认为乡村文化保护与开发的基本原则和相应策略是：用遗貌取神的方式加以保护，以和谐创新的形式进行开发，让创新精神全程介入，使和谐理念贯穿始终。其保护与开发的总体目标在于发展低成本、广收效、可持续的乡村文化。郑承庆的《城市化背景下的乡村文化保护问题探析》（2008.11）认为在城市化背景下，无论是乡村传统的有形文化，还是乡村传统的无形文化，它们的处境都不容乐观。姜爱华、张弛的《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病”及其治理路径探析》（2012.6）认为，在城镇化的背景下，地区失去个性，乡土文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一些承载历史文化的古迹被破坏，一些名人故居被铲除，扩大的城市吞并了乡村的耕地，宝贵的乡土文化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等，加快治理城镇化带来的“城市病”是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刘晓静、马知遥的《城市化进程中文化遗产的稳态维持及变动》（2013.4），认为正在进行的城市化对文化遗产是致命的，应该从民俗文化的稳态维持和变动中找到当前文化遗产保护的正确思路。杨同卫、苏永刚的《论城镇化过程中乡村记忆的保护与保存》（2014.1）认为乡村记忆是乡村文化的直接凝结和体现，是乡村认同的集中体现，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应加强对乡村记忆的保护与保存。王云庆的《保护传统村落，留存乡村记忆》（2015.1）认为应积极推进中国传统村落档案的建立工作，科学、有效地进行档案实体管理，不断丰富和完善乡村档案资源体系，以档案之力挽救日渐消失的中国传统村落，留住传统文化的“根”与“魂”。

乡村是数千年来农耕文化、地域文化、建筑文化和民俗文化的凝聚地，是民族重要的精神家园。乡村原野是中国古代文明与现代科学文明的启蒙之地，中华民族的璀璨文化正是由乡村孕育与缔造而成。没有乡村文化，城市文化也就失去了源头和滋养。乡村文化遗产保有历史最后的痕迹，是历史的见证，是乡村文化积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文化瑰宝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衰退和消失将直接导致中国民间艺术的衰败和民俗文化的消亡。在快速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存在一定盲目性的影响下，一些原本具有典型地域文化特色的传统村落、民居，由于居民大量迁移到城区工作和居住，成为无人村和空心村，大量住宅出现损毁破败的状况，寺庙、牌坊、祠堂等民间遗产也急剧消亡，十分令人痛心。据统计，2000年中国有自然村360万个，2010年降至270万个，平均每天有近300个村落消失。^[1]即便是“劫后”尚存的村落及其文化遗产，也面临着巨大的冲击，他们的物质形态受到蚕食，非物质形态趋于消亡。如果任这种情况发展，我们将会永远失去那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另外，村落所承载的文化也会随之消亡。由于农村的中坚力量逐渐流向城市，人们越来越远离自然，忘却乡愁，逐渐失去了精神家园，造成了乡村文化传统的断裂，维系数千年、慰藉心灵的传统文化价值体系逐渐崩溃，文化记忆逐渐消失。越来越多的乡村文化遗产仅仅存留在记忆里，甚至将来子孙后代都会无法辨识自己的祖先以及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更无法认知与自己有关的文化。一旦乡村文化的“魂”出现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