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快速上升和国家利益在网络空间不断扩展，网络安全问题开始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问题之一。网络自由、网络主权、黑客攻击、知识产权窃取、网络空间行为准则等网络安全话题频频被中美智库学者和政府官员提及，并相互指责。从2013年6月5日前美国情报人员爱德华·斯诺登在英国《卫报》爆出美国政府“棱镜门”监控丑闻，到2014年5月19日美国司法部以所谓的“网络商业窃密”为由宣布起诉五名中国军人，近一年来中美之间关于网络安全问题的“隔空骂战”进入白热化状态，处于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正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和彼得·辛格（Peter W.Singer）在《网络安全与中美关系》研究报告中所述：“在未来的国际政治中，或许没有比中美关系更重要的国际关系了。而在两国关系中，没有什么问题像网络安全问题一样，如此迅速地冒出来，并引发了很多摩擦”。^[1]除了摩擦外，中美之间围绕网络安全问题也展开了有限度的对话与合作，对缓解双方紧张态势、增进中美战略互信起了积极作用。总体来看，中美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处于既冲突又合作的复杂局面，两国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博弈将作为两国关系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变量，对未来的中美关系产生深远影响。本文从中美两国在网络安全领域的互动实践出发，分析中美网络安全合作现状与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如何推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把握对美国网络安全博弈的战略主动提出对策。

一 中美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主要分歧

中美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发展阶段和历史文化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在对待网络安全相关问题上也必然存在分歧。归纳来说，分歧主要表现在网络自由与网络主权、网络黑客、互联网国际治理权、网络军备控制与国际行为准则等方面。

（一）网络自由与网络主权

随着互联网以及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人们对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如Facebook、Twitter）给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的影响有越来越多的认识。2010年和2011年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关于“互联网自由”的演说以及2011年美国政府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均明确表达了美国关于网络自由和网络主权的主张。一方面，美国认为网络空间的基本自由应得到保障，互联自由和信息流通自由不应受到限制，中国、俄罗斯等国不应实行“互联网内容过滤与技术审查”；另一方面，美国希望借助网络外交和网络“巧实力”达到其干涉甚至颠覆别国政府的企图，这种行径在2013年伊朗大选、“谷歌事件”及阿拉伯“茉莉花革命”中不断暴露。在中国看来，网络空间不存在绝对的自由，各国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包括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尊重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多样性等。网络空间应坚持主权原则、信息自由流动与安全流动相统筹的原则，避免信息网络成为干涉别国内政的新工具，尤其不能以“网络自由”为名实行“网络强权”。^[2]根据2013年9月美国兰德公司公布的《互联网自由与政治空间》研究报告，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与劳工局在“谷歌事件”发生一年后曾委托兰德公司开展一项关于“互联网自由对民选政府的影响评估”的专题研究，研究对象涉及埃及、叙利亚、俄罗斯和中国，研究内容包括互联网领域的舆论自由怎么影响现实政治、哪些国家影响效果比较显著，以及如何使美国推行互联网自由倡议取得最好效果，等等。这一报告与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对中国的批评言论一起，被中国政府和学界专家视为美国政府以互联网自由为名影响干涉别国政治的有力佐证。^[3]

（二）网络黑客

由于网络防护易攻难守的特点，近年来黑客攻击越来越猖獗，已成为国际公害。根据2013年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布的研究报告，美国每年因网络犯罪导致的经济损失近1600亿美元，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4]中国互联网安全形势也不容乐观。根据2013年7月中国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发布的《2012年中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报告》，窃取经济利益成为黑客攻击的主要目标之一。2012年中国有5000多万条用户信息被售卖，境内被篡改网站有16388个，被暗中植入后门程序的网站达52324个。^[5]2013年11月5日，在第四届全球网络空间合作峰会上中国国务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