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农民工转移模式的形成与群体特征

总结国内外关于劳动力转移问题的讨论，较为典型的是以强制性非农化为特征的英国模式和以自由迁移为特征的美国模式，以“农村非农化转移”和“跳跃式转移”相结合为特征的日本模式。这些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与城市化进程不存在异步性，基本上是同步进行，因此在研究中偏向于经济人假设，即人们的迁移行为是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结果。在成本方面主要考虑迁出地与迁入地之间的距离以及对新环境适应的心理成本；在收益分析上则更多地关注迁出迁入地经济势差与在迁入地找到工作的难易程度。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则表现为典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特征。对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讨论在成本—收益分析的基础上，还得考虑我国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历史因素的影响。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关注起因于“民工潮”的出现，在转移方向上侧重于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研究的重点是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离地转移。

根据不同标准，农村劳动力转移可分为不同模式。依据迁移动因可分为吸纳—内转型、外推—转出型和推—拉综合型三种。依据转移地点可将农村劳动力迁移分为“农村—农村”转移和“农村—城市”转移两种。本文重点研究与我国城镇化发展直接相关联的“农村—城市”转移模式。农村劳动力“农村—城市”转移是指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分离出来，向非农业劳动力转化的劳动力资源再配置过程（蔡昉、王美艳，2007），是劳动力流动的一种特殊形式。具体指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镇）迁移，并且在城市（镇）工作和居住时间超过6个月以上的行为。伴随着城市数量和规模的不断扩张，农村土地经营规模不断趋于缩小。与此同时，城市经济发展成效十分显著，城乡居民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我国规模庞大的劳动力不断由农村向城市迁移，演变成农民工的身份。只有在城市或城镇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工，而并不是所有农村剩余劳动力都愿意且能够实现在城乡之间的转移，成为主要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民工。基于此，农民工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部分，是特指成功地实现了非农转移的那一部分。

本研究基于以下假设：一是乡村与城市（镇）的划分是基于国家最新公布的行政区划为依据，不考虑现实中乡村与城市（镇）的经济区划情况。二是农村—城市转移劳动力来源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特指具备劳动能力，并且愿意提供劳动的群体，没有劳动能力或者不愿意提供劳动力者不属于本文所关注的范畴。三是农民工是由农民向市民化过渡过程中的特殊身份，既可以“农村—城市”转移，也可以“城市—农村”转移，我们从整体规模上考虑，着重分析“农村—城市”的转移选择。

（一）农民工转移模式的形成

1.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分类比较分析

我国是一个具有丰富劳动力资源的国家，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存在劳动力剩余。随着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农业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剩余劳动力现象在农村表现得更加突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是工业化与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从剩余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转移的模式看，主要表现为两种模式。一是20世纪80年代主要以就地转移为主；二是进入90年代后，沿海地区经济迅速发展，对劳动力产生大量需求，伴随着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的不断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跨地区转移。虽然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呈现出两种模式并存的情形，但我们只是针对各阶段占主导地位的转移模式进行分析。

（1）就地转移模式

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发展迅速，这一时期的民村剩余劳动力主要表现为以“离土不离乡”为特征的就地转移模式。是在苏南碧溪镇首创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经验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离土不离乡”即指以发展乡镇企业为主体，以小城镇为依托，让农民进厂进镇，在本地域内从事非农产业工作，实现了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该模式之所以得到理论上的认可，是因为其在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同时，又避免了由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所导致的“城市病”。这一模式是在我国当时特殊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一是改革开放伊始，面对短缺性经济，在国家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