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正式下发，标志着我国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已开始进入全面实施阶段。2015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是39.9%，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目标45%（2020年）仍有较大差距。因此，在户籍新政下，探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序推进的路径，既是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实践回应与内在要求，也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治国理政战略布局的具体呼应与深入体现。

一 问题的提出：“逆市民化”已成现实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战略举措。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市民化与城镇化基本上是同步的，即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就会引发社会结构（传统乡村社会→现代城市社会）和人口结构（农村人口→城镇人口）的转变。但在我国户籍问题却是首要的影响要素，直接影响着市民化实现的程度和进度。

（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内涵界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指农业转移人口逐渐转变为市民的一种过程与状态。农业转移人口是党的十八大会议首次提出，代替之前常用的“农民工”的提法，从内涵和外延丰富了“农民工”概念，也就是说，在成为市民前的农业人口统称为农业转移人口，包括外出务工的农民（农民工）、留守农村的农民及其家属成员。俨然，当下的农民工就是农业转移人口的主体，将来以家庭为单位整体市民化会是未来城镇化过程中的趋势与重点。对农业转移人口而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就是在户籍上由农村户口转变为城市户口；在空间上经历了从乡村迁移到城镇或新兴农村社区，其中新兴农村社区是就地城镇化成本最小、路径最短的一种方式和体现；在职业上脱离了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走向城镇从事非农产业或以务工者的身份在农业经营组织（如农场）中成为农业产业工人；在权益上可获得城镇永久居住身份、平等享有城镇居民各项公共服务和政治权利。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主要标志就是能平等、顺畅、自愿、安心地融入城镇，在身份、经济、政治、社会方面达到“同城同视、同工同酬、同享同建”的一体化目标。市民化程度（农业转移人口与城市居民的同质化程度）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衡量指标。

“逆市民化”是相对于“市民化”而言，主要是从户籍角度来说，就是指在户籍上不愿将农村户口转变为城镇户口，其身份仍属于农民，但并不意味其职业就一定仍是农业生产者，就一定非得在农村居住不可。“逆市民化”的原因主要是在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制度基础下，户口具有“等级化”“价值化”的倾向，使得市民化进程要滞后于城镇化进程，也使得已出现的“被市民化、逆市民化”现象呈日益强化的趋势。

（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已由过去的“不能”转为现在的“不为”

1978～2014年，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7.49亿人，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4.77%，年均提高1.02个百分点；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53个，建制镇数量从2173个增加到20401个。但资料显示（见表1），当前我国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却出现了农村向城镇净迁入贡献率下降的情况。

表1 1990～2015年我国城镇化水平与农业转移人口迁移至城镇情况

续表

农村向城镇净迁入人口一直是反映我国城镇化水平提升的主要指标。1994年我国取消了以商品粮为依据划分的农业与非农业户口，建立了以常住户口、暂住户口和寄住户口三种形式的户口管理模式。从表1中数据可以看出，1996年之后农村向城镇净迁入贡献率明显提升了16.81个百分点，其后贡献率保持在82.6%～87.1%，至2010年上升至最高值87.47%，此后农村向城镇净迁入人口规模仍然较大，但在总量上已经趋于递减，从2010年的2156.99万人下降到2014年的1424.09万人，是1996年以来农村向城镇净迁入人口最少的年份。从5年均值的变化上看也体现出这种趋向，依据表1中农村向城镇净迁入人口均值第2个五年（1995～1999年）明显要比第1个五年（1990～1994年）高出很多，增长1.57倍，但第3个五年（2000～2004年）农村向城镇净迁入的人口均值由1793.02万人下降到第5个五年（2010～2014年）的1740.02万人，且第4个五年（2005～2010年）与第5个五年的均值相差无几，说明农村向城镇净迁入人口已经处于相对稳定的水平。与此同时，城镇人口由2000年的45906万人增加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