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民工主体的角度看，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既有外部的客观因素，如观念和制度造成的市民化成本和市民化门槛过高等，也有农民工因缺乏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造成的市民化能力不高的主观因素。本文通过对内生性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试图从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视角，提出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解决路径和对策建议。

一 内生性农民工市民化含义

农民工市民化，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走内生式道路已经成为具有时代特征的选择。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为51.27%，如果去掉1.4亿名农民工，还有65%的人口是农村户籍，这部分农民的财富水平、教育水平、人力资源水平远远低于城镇居民。到2030年，中国计划城镇化率达到65%，这意味着今后10多年时间里还有4亿～5亿名农民工需要市民化，这样庞大的数字仅仅依靠政府财政和政策是无力实现的。这样庞大的国家规划需要实施有效的途径达到既定目标，其中内生性农民工市民化道路就是最可行的一条。当然，要实现这样的目的则需要农民工自身市民化能力的提高和国家倾向政策的双重作用才能达到预期。

农民工内生性的基础由三个条件构成，即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只有这三个条件不断积累和提高才能真正提高农民工内生性市民化能力。当然，三者也各有其重要作用，其中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升是核心，是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提升的内生力量，只有人力资本获得了提升，才能增强其财富创造能力，同时也会提升其社会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的提升需要通过农民工自身的学习和技能培训等方式，还需要通过与市民的贝叶斯学习效应而获得（即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交流、学习等），农民工通过与市民交流和相互学习会积累大量的社会资本，职业培训和技能培训本身也会提高物质资本的积累能力，农民工正是通过这样的积累方式实现他们市民化水平的提升。这远比单靠政府政策的外生性市民化道理要来得更有效。

二 内生性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障碍

由于内生性农民工市民化是对农民工自身能力的提升，因此需要一定的周期和成本，这一过程无法忽视，也不可逾越，这必然导致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效率低下和资源成本浪费，从而影响到我国城镇化进程和市民化进程。

（一）认知时滞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认为：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变迁过程中是存在路径依赖的，认知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也具有严重的路径依赖特征，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初始认知一旦形成，会在后来的很长时间内延续并产生持续的影响。

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我国城乡结构具有二元属性，这种城乡二元结构直接影响了人们对农村和农民的印象和认知，这种认知大多数是不全面和不客观的，甚至有些认知是负面的。由于长期的城乡割裂和对农民的错误认知，导致我国经济结构，特别是乡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地区经济结构也严重失衡，城乡经济差距不断拉大。而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来说，能否实现其市民化进程，是内生性市民化的具体体现，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高。但实际情况是，即使农民工具备了一定的人力资本之后，由于长期认知的时滞性，城市居民很少认同农民工的改变，即使那些接受了正规大学教育的农民工，也很难获得所在城市居民的真心接纳，加上各种正式制度依然没有大的变化，依然限制着农民工享受城市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这种认知的偏差和割裂，严重影响了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也加剧了城乡不平衡。由于认知偏差，新生代农民工通过不懈努力积累了一定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终于出现在梦想的城市，却依然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不能得到城市的认同和接纳。由于农民工自身对自己的定位比较模糊，城乡成长的环境、交流、沟通方式差异较大，即使具有了城市户籍，也不能马上融入城市认为自己是城市的一部分，这种认知的时滞性导致农民工在思想上不能马上融入城市生活，而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改变这种固有认识。

（二）成本障碍

我国学者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测算问题研究由来已久，在不同的时期测算出的成本也有很多差距。比如，2000年初的测算，每个农民工的市民化成本在2.5万元左右；而到了2010年时，这一成本已经猛涨到10万元左右。当然，这里的成本没有对个人和政府成本进行细化和区分。为了更好地实施农民工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