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农民工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仍是关注热点和待解难题。本文围绕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权益的保障，从城镇化进程的角度梳理该问题内涵的转变，从地方实践的角度总结应对该问题的经验，从深化改革的角度提出解决该问题的关键。

一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转变

视角决定问题的面貌，背景牵制问题的走向。过去20年，针对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问题，围绕着“教育”这个核心，各界人士、各领域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已经实施成功备受肯定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百姓对该问题的认识，也从最初的关爱，逐渐上升到了受教育权、教育公平权、改革成果共享等层面。而国家政策也在不断地调整、出台，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但是，农民工群体的边缘化状态并未彻底改变，甚至在局部地区出现恶化，特别是新一代农民工的状况更加复杂。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也已经从单纯的入学问题，衍生出适应城市学习生活的各种心理问题，由此引发的恶性事件令人痛心。将所有这些全部归咎于某一项政策、某一届政府、某一个时期都是不客观的，而任何从微观角度仅以解决“教育”问题所提出的措施，历经时代考验后或许也是麻烦的根源。把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问题放到城镇化进程的背景下重新审视，是探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解决该问题的重要前提。

国际上，关于城镇化进程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初，联合国公布的《城乡人口预测方法》对城市化水平与时间的关系做了比较形象的论证，既从理论角度又从实证层面得出一个S形规律。准确的阐述是，在城乡人口增长率不变的前提下，城市化水平随着时间推移成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大致成S形，且值在0到1之间。在这条曲线上有两处拐点，分别在城市化水平值0.25～0.30处和0.60～0.70处；两个拐点将曲线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第一个拐点之前）城市化水平开始起步，第三部分（第二个拐点之后）城市化水平趋于稳定。两个拐点之间的部分呈现出意想不到的特点：城市化的速度很快，但城市化的增长是减速的，也就是说增长的速度（加速度）是不断下降的。中国过去30年的城镇化进程，完全印证了这条规律的普遍性。

（一）城镇化初期起步阶段

1.城镇化数字

1979～1995年，中国人口总量由9.7542亿人上升至12.1121亿人，城镇人口也由1.8495亿人上升至3.5174亿人，年均增加1042万人。城镇化率由1979年的18.96%缓慢提高至1995年的29.04%，年均提高0.63个百分点。城市数量由213个增加到637个，建制镇数量也由2361个增加到17532个。

2.城镇化过程

20世纪80年代，国家对进城务工的态度稍有开放，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即后来的“农民工”）流向城市，并逐年增加。农民工进城的井喷态势给城市承载力提出了巨大的难题和挑战，1980年的《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纪要》正是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种种问题而由国务院批转的。纪要给出的城镇化指导方针是：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为了将该方针上升为法律层次，《城市规划法》于1990年颁布出台。市场的变化远远快过政府的反应，但政府的反应从来不会因此而缺位，流通领域的改革，要素市场改革的跟进，户籍管理制度的逐步放宽，更好的利民政策不断出台，乡镇企业在这样温润的氛围和环境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态势崛起、发展，以城市制造业为代表的各行各业突飞猛进，急需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弥补人力的缺口。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带有典型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模式和进程，推动着我国的城镇化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开始正式起步。

3.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

整个20世纪80年代，由于农民工进城的限制，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还没有引起重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根本没有想过或者也没有预料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竟会如此快速、如此棘手地摆在“城市”面前。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家还并没有实质性地重视农民工子女在城市里接受教育的问题。直至1992年，政策才开始调整和松动，中央开始对农民工由“限制”渐变为“接纳”，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民工大迁徙开始成为常态，于是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犹如每个城市家庭里的希望种子一样，被每一个农民工家庭所瞩目、所关注。民众的呼声，就是政府的工作。1995年，国家教委（现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