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大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毁损或流失，原文化生态环境^[1]、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也受到很大的破坏和影响。国家提出划定文化生态保护区，将文化遗产原真地、活态地保存在其所属区域和环境中，有利于解决资源开发利用对区域生态环境破坏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流失的矛盾。伴随着这一举措产生的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是：如何为我国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设立与发展提供切实可行、有力的政策法规保障机制，从而有效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环境和地方原生文化活态发展，推进民族文化保护法治工作建设？

一 我国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设立与发展状况

文化生态保护区是“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对历史文化积淀丰厚、存续状态良好，具有重要价值和鲜明特色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保护，并经过文化部批准设立的特定区域”。^[2]我国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起步探索较晚，工作运行机制尚还处于初级阶段，但从2007年开始启动设立工作至2015年底，我国已设立了18个文化底蕴深厚、文化形态多样的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分布在福建、安徽、江西、青海、四川、陕西、贵州、云南等16个省份。部分省份根据各自实际情况，也相继设立了多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我国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实践工作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并成为一条重要的、科学的、有效的区域整体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路径。

表1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

如表1所示，在我国相继设立的18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中，少数民族文化主体占了10个，分别是热贡文化，羌族文化，武陵山区（湘西）、（鄂西南）、（渝东南）土家族苗族文化，迪庆文化，大理文化，黔东南民族文化，铜鼓文化（河池），格萨尔文化（果洛）生态保护区。从上述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设立地域可以看出，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多处于文化生态环境较为完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对集中、少数民族风格特色鲜明的多民族聚居地区。^[3]

二 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政策法规制定现状分析

总体来说，我国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现有的政策法规分为两类：一是国家层面的相关政策、法律；二是各省区制定的地方法规、行政规章及民族自治地区的自治法规。

（一）国家政策法规层面

2011年6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首次将对特定区域文化保护上升到了立法高度，标志着我国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进入有法可依阶段的里程碑，为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工作提供了基本的、原则性的法律依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对民族文化保护的拓展与细化也是基于这部法律的。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之前，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施行整体保护工作方案主要依据的是《关于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意见》（2000）、《关于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通知》（2003）、《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2005）、《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2006）、《关于加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指导意见》（2010）等由国务院及各部委下发的规范性文件（见表2）。这些国家级层面的政策法规为设立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提供了支撑依据，明确了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目标和方向。

表2 与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相关的国家政策法规

续表

综合来说，国家层面的立法还比较缺乏，需要从立法层面对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发展与保护需做进一步回应，颁布一部专门针对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管理、发展与保护的综合性基本法律，实现与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衔接与协调已显得刻不容缓。

（二）地方政策法规层面

我国关于非遗的地方性法规在立法进程上与国家级法律相比要更加精细多样，从图1、表3中可以看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所在省份中已有12个省份出台了关于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地方性法规。

图1 12个省份地方性法规中“文化生态保护区”明细条款统计

早在2000年，云南省结合本地实际，率先颁布了《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该条例第十八条至第二十条对设立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的条件和程序进行了规定，是我国最早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域的地方性法规。2013年，《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第四章以“区域性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