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背景

随着近年来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国内房价出现大幅上涨的趋势，公众对于住房的需求却有增无减，产生了“房价恐惧症”“房怒族”等新的社会现象。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固然推动了国内经济的增长，但是却衍生了很多社会问题，过高的房价增大了民众的生活压力，加剧了社会阶层分化，激发了社会矛盾。因此，住房问题既是民生问题，又是社会问题。它不仅涉及普通百姓最关心的现实问题，而且关乎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如何满足人们住有所居的基本需要，解决贫困家庭的住房诉求，切实改善弱势群体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国务院于1994年颁布了《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宣布保障性住房政策改革初步启动，全国开始大规模建设保障房。2016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十三五”时期的主要目标任务之一就是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完成约1亿人居住的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国家“十三五”规划中也明确提出，要构建政府提供基本保障的住房供应体系，以解决城镇新居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稳步提高住房保障水平。作为最早推行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城市之一，广州的保障房住房建设规模一直位居全国前列，而且成为试点城市，其发展经验及现存问题对于完善全国住房保障政策制度具有借鉴意义。本文尝试以广州市保障房为典型个案进行分析，通过透视保障性住房政策背后的实施理念，回顾广州保障房的建设历程，总结政策推行的成效和不足，提出解决贫困家庭住房问题的对策与建议，从而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二 保障性住房政策推行的理念基础

（一）住房的属性

作为维持人类生存需要不可或缺的空间载体，住房不仅是人们休养生息、繁衍后代的庇护场所，而且能够为家庭成员带来归属感和认同感，具备特定的心理内涵，承载着家庭生活的特殊意义。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住房又属于家庭资产的一部分，成为消费和投资的重要产品，能够产生资产收益和财富累积效应。家庭居住环境是个体身心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见证，可以作为衡量当地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高低的标准。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形势下，住房已成为联系家庭生活与社会制度的纽带。因此，住房不应被仅仅理解成物理概念，它不只具有自然属性，更重要的是其社会属性，会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产生明显的社会效应。

（二）保障性住房及其社会效应

保障性住房是专门针对中低收入家庭建设的特殊住房，指限定建设标准、租金水平或销售价格，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住房，包括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限价商品住房。根据《广州市保障性住房设计指引》，本文涉及的保障性住房包括廉租房、公租房、经适房、限价房和拆迁安置房。具体来说，保障性住房项目是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重新分配收入，向住房困难家庭提供住房或货币补贴，以达到改善其居住质量的目标。

虽然住房是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但是由于大部分中低收入者无法依靠自身能力解决住房问题，因此国家有责任通过制定保障性住房政策使贫困家庭住有所居，保证社会成员都享有良好居住环境的基本权利。在我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住房问题更加严重。从微观层面来看，居住环境恶劣会导致家庭成员出现感冒、咳嗽、哮喘等多种呼吸道感染疾病，使个体身体健康状况不佳。此外，住房条件不良还会对儿童的认知能力、沟通能力及情绪控制能力产生负面作用，影响未成年人的心理成长和行为表现。从宏观层面来看，解决贫困家庭的住房问题能够有效预防失业、犯罪等社会问题的发生，降低治理社会问题所需的公共成本，极大地节约国家在医疗、家庭支持、教育、刑事司法系统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国家通过保障房政策干预住房资源的分配体现了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有利于抵消由市场导致的不平等，避免由此产生的贫困问题、教育问题、家庭问题、失业问题、犯罪问题等各种社会弊病，保证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因此，从长远来看，国家推行保障性住房政策所产生的收益将远远超出单纯解决住房问题的预期，还会带来积极的社会影响。

（三）住房过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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