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宗教财产的复杂现状

宗教财产是对当前宗教团体拥有的，以及用于各类宗教活动的财物的概括性说法。这一说法既与历史上形成的“教产”有着显著的差异，也与法律上认可保护的宗教法人的财产有着一定区别。不过，从宗教财产这一大众化的词语出发，便于提出和讨论越来越突出的诸多的现实问题。

在当前，宗教财产保护这个问题日益突出，但却又非常复杂。这种复杂既来自历史上的变动，也来自许多新出现的现实状况。概况而言，宗教财产及其保护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落实退还宗教房产政策的效果“参差不齐”。由于各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一些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的宗教房产被接管、奉送、出租或强占，形成了所谓的宗教房产历史遗留问题。1980年7月16日，国务院颁发了“国发188号文件”，全称“转批国家宗教局、建委等单位关于落实宗教团体房产政策等问题”。在“落实政策”以后，相关主管部门又相继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政策，以推动宗教房产的退还，经过多年的努力，各地“落实政策”的情况呈现出“参差不齐”的效果。个别地方的教产得以退还，但同时还有很多地方的教产退还问题依然长期得不到妥善的解决。^[1]

二是一些宗教场所通过多种渠道获得收入，财产来源复杂。例如，藏传佛教的大部分寺庙在“自办自养”的宗教政策下，因地制宜地开展了多样化的经营性自养活动。自养收入的取得方式，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由寺庙喇嘛的劳动服务而取得的收入，如喇嘛提供的诵经、行医等服务取得的收入；由喇嘛们经营自有财产而取得的收入，如开放寺庙收费、印刷业务、商贸经营、接纳游客参观取得的旅游收入等；由物而取得收入，主要是出租房屋而取得的房租收入。上述寺庙收入的经济性质比较复杂。对于经营收入而言，既有物的因素，也有人的因素，原则上应分别由物之所有人或用益物权人取得孳息收入，经营者取得劳务收入。在原则上，劳动取得的收入应该归劳动者本人所有，但由于寺庙和喇嘛之间存在成员与团体的关系，寺庙可以依据寺庙内部规定或双方约定取得喇嘛部分的劳动收入。

三是各地新建的宗教场所投资主体多元并存。在原有宗教场所无法满足各地信教群众需求的情况下，许多地方以各种名义自发地建了许多宗教场所，这些宗教场所的财产状况，一般因投资主体的多元化而呈现出复杂的状况。以广东地区的佛教为例，华南农业大学宗教与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何方耀教授的调查表明，寺院建设的投资主体分别有以下多种。（1）僧众建设投资。具体分为完全由僧人独立重建或新建的寺庙；“文革”后得到恢复并进行修缮和扩建的寺庙。（2）地方政府投资建设的寺庙。又可以分为由政府直接投资兴建或重建的寺庙；由政府和商业人士或团体联合兴建的寺庙。（3）以世俗人士为主的团体投资建设的寺庙。又可分为居士群体投资建设的寺庙；基层地方组织（如镇政府、村委会）投资建设的寺庙。（4）个人投资建设的寺庙。又可分为商业人士投资建设的寺庙；社会活动人士投资建设的寺庙。

四是许多新建、扩建和维修的宗教场所不符合法律规范，缺少相关审批手续。其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因为申请建设新的宗教活动场所需要提供筹备申请书、场所使用权证明、发起人和负责人的基本情况、身份证明等材料，获批的难度较大。宗教场所土地使用权的难以获得，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07），宗教用地属于特殊用地的二级类，具体包括专门用于宗教活动的庙宇、寺院、道观、教堂等宗教自用地。根据《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号），军事、社会保障性住房和特殊用地等可以继续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由于宗教场所用地属于特殊用地，在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中，划入宗教用地的，可以继续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二是国土部长期以来强调死守耕地红线，控制建设用地供应。在城市建设快速发展、建设用地紧张的背景下，宗教场所通过划拨方式获得合法用地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在用划拨方式获取土地使用权无望的情况下，许多宗教场所的建设就采取了先斩后奏的做法，通过购买房屋、协议用地等方式建立起了寺院、道观、教堂等。鉴于此现实情况，宗教管理部门也就采取了折中的做法，既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