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1.研究意义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思想意识呈现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一方面，社会上出现了“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多起“杀害女大学生”案件等反社会行为；另一方面也出现了“江西高三学生夺刀救人”、“老人年届90仍坚持拾荒助学”的亲社会行为。为应对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形势，党中央提出并高度重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心理学工作者在亲社会行为方面的实证研究将为意识形态的建设提供科学依据和实践指导。

北京作为首都，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市民思想相比其他城市更为活跃，其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2014年3月，北京发布人口普查公告，全市常住人口已达2114.8万人，城镇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86.3%。当前，政府、媒体和学术界大多致力于对诸多北京市民的意识形态进行宣讲、教育和控制。例如，提出了“北京精神”和“首都市民文明公约”。可以预见，北京市民并不缺乏亲社会的思想倾向。但是，实际上北京市民如何理解亲社会行为？它有哪些具体行为表现？这些我们是不了解的。通过本研究，读者可以了解北京市民对亲社会行为的概念表征。

当前缺乏专门针对市民或普通民众亲社会行为研究的文章。在学术期刊网（CNKI）以“亲社会行为”为关键词搜索到的2176项研究主要涉及幼儿、儿童、青少年、中学生、大学生，没有1篇有关市民这方面行为的报告。可见，当前学术界对北京市民从事亲社会行为的研究不够重视，造成我们并不了解实际上北京市民都从事过哪些亲社会行为、频率如何、展现出什么特点。通过本研究，笔者可以对北京市民从事的亲社会行为现状进行描述并分析其特点。

在成人亲社会行为实证研究缺乏的背景下，对其从事这些行为的动机分析则更为稀缺。本研究在以往亲社会行为动机理论的基础上，编制相应测量工具，了解北京市民从事亲社会行为的原因，进而指出德育工作的重点和方向。

2.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亲社会行为是综合性的社会行为，其涉及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德育等多个领域（叶穗冰，2014）。这一词语，最早由美国学者威斯伯（L. G. Wispe）1972年在《社会行为的积极形式考察》一文中首创。所谓亲社会行为，即是所有与侵犯等否定性行为相对立的行为，包括帮助、分享、合作、协作、利他、安慰、捐赠、同情、关心、谦让、慈善、救灾和自我牺牲等（Greener & Crick，1999；芦学璋、郭永玉、李静，2014）。这些行为共同的基本目的是使他人乃至社会获得益处。这种行为反映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个人与社会或群体的关系，因而对人类的生存适应和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张庆鹏、寇彧，2008；2011；2012；曾盼盼、俞国良、林崇德，2011）。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国内外对亲社会行为的表现界定有所不同。国外一般将亲社会行为视为分享、合作、帮助、抚慰等行为（Faver & Brastetter，1994；Ronald & Jannili，1985），但国内还包括谦让、礼貌等行为（周宗奎，1987）。亲社会行为的内涵和外延历来都是由研究者界定的，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观点是否一致？北京市民作为特殊群体，他们如何看待亲社会行为？这些问题均有待澄清。为此，本文应探索北京市民对亲社会行为概念的表征和理解。

从测量方式上看，亲社会行为的测量较不系统，也不够全面，造成许多研究者的结果难以比较。当前，研究者一般倾向于单纯地根据亲社会行为的“利他”特征编制测量工具。拉什顿等人编制的“亲社会行为量表”包含了20个题目，其内容实际上主要是无偿赠予和自愿帮助等行为。其他采用观察法、自我报告法、他评及情境评定的研究也较多涉及帮助行为（Eisenberg et al.，1987）。然而，Bergin等人（Bergin，Talley & Hamer，2003）采用的类似于社会学中田野研究（field approach）的质性研究方法——焦点群体访谈法，对青少年的研究却得到了不同的行为类别，其包括鼓励他人、帮助他人发展技能、接纳他人等传统研究所述的范围。在这些测量方式中，Carlo和Randal（2002）发明的“亲社会行为倾向量表”获得了广泛关注，2007年寇彧等人对这一量表进行了汉化修订。Carlo和Randal将现存的亲社会行为测量分为一般性的和情境特异性的两类，通过聚焦于情境因素，编制了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