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文化遗产事业平台的构成及其承载内容

2015～2016年，对国家来说，正是“十二五”向“十三五”的交替之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所以在国家的相关规划和文件中，文化和文物的相关“说法”、项目有了集中呈现，反映了文化遗产事业与国家发展全局之间的关系——国家越强，文化遗产越要“强”；而2016年初，对文化遗产事业来说，还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全国文物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明确了未来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重点，这些重点诠释了一个共同的主题：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文化遗产事业是支柱。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可用中国梦来统称——中国梦的核心是国家强大、民族振兴和人民富裕。“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1]习近平同志的指示说明了文化遗产中的文物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对国家、民族和人民这三个主体来说，文化遗产的功能是不同的：对国家，是文化载体、软实力的硬支持；对民族，是文脉的体现、共同体的共同物；对人民，是生活组成、俗到雅的催化剂。

这些功能，需要依托事业平台来体现。要全面理解事业平台，首先说平台。在汉典网中，平台是指“高于附近区域的平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平台的意义多元化，不同领域对平台的理解和认识有所不同。但总体来说，平台也是有共性的，通常的理解是指一种基础的可用于衍生其他产品的环境。这种环境有如下特征。①开放性。开放性是平台最核心的特征，平台通常拒绝环境的封闭和资源的垄断，而是向外界开放。②多主体参与。开放性极大地拓展了参与主体的类型和范围，政府、企业、市民等在平台中紧密地联系起来，沟通更加频繁和高效，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化网络。③多功能、高品质承载平台延伸性。平台延伸性通常不体现在物质空间范围，而是指产品丰富性、影响力方面的拓展。在以上对“平台”的认识基础上，可认为文化遗产事业平台有两个方面的含义。①是事业发展依托的物质载体。即各类文物共同构成了一个物质平台^[2]，在这个平台上可全面体现文化遗产的教育、科研、经济三大功能^[3]。②可能成为多种活动的承载平台，即可能实现“文物搭台、多方唱戏”。例如，可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历史凭据和未来线索，可成为体现新型城镇化“山水乡愁”要素的平台，被习近平同志作为中国梦的讲台等^[4]。仅文化遗产中的博物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就已越来越全面，越来越趋向于成为城市文化平台，甚至成为城市客厅^[5]和形成城市特色发展的物质基础^[6]。这方面的功能也得到相关政策法规的支持。例如，“十二五”期间开始施行的《博物馆条例》规定：“博物馆，是指以教育、研究和欣赏为目的，收藏、保护并向公众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经登记管理机关依法登记的非营利组织。”这将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列在了第一位。《博物馆条例》也对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提供社会教育和服务、开展教育教学、支持科学研究等职能做出明确规定，凸显了博物馆在维护国家安全与民族团结、弘扬爱国主义、倡导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优秀文化、培养良好风尚、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社会文明进步方面的重要作用。《博物馆条例》的这些新内容，表明博物馆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在这方面，不唯中国这样认识，这已经成为国际共识^[7]。

为打造好这样的平台，充分发挥其功能，文化遗产事业的工作重点需要在不同的方面、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应于国家的主要发展模式、渠道和目标而有所侧重。这样，才能使事业之重契合国家之重，使事业平台成为国家发展的舞台。从近些年国家的发展重点来看，国家之重和事业之重的契合在“十二五”期间前所未有，有些方面的国家之重直接“压”到文物系统上，使文化遗产事业成为国家大事平台不仅有了合理性也有了可行性。例如，习近平同志要求：“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这种要求在一些方面很具体，如2013年底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文件明文提出：“要传承文化，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